（二）沙皇政府和维特在中俄四厘贷款中的决定作用
        沙俄在中俄四厘贷款中起了决定作用是明白无疑的。前苏联学者往往强调法国金融资本在这次代款中的作用，借以缩小沙皇政府与俄国金融资本在其中的作用，不符合历史事实。
        我们认为，在19世纪90年代，俄国资产阶级“经济上软弱”、“资本不足”是客观事实。由于俄国帝国主义“被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层层密网缠绕着”[11]（P801），带着浓厚的军事封建性，以沙皇专制制度为核心的上层建筑体系和以农奴制残余为代表的中世纪沿袭下来的社会诸关系，严重地束缚资产阶级和整个俄国经济的发展，这就形成了俄国对外扩张的两个鲜明特点：1.它必须以“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地位的垄断权”来部分地补充和代替“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权”[11]（P893）。以上两种“垄断权”互相补充，交替使用。本文强调“金融资本的垄断权”在俄国对外扩张中的作用时，丝毫也不低估或否认“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包括对华军事入侵、占领中国领土、海港等因素的作用。2.由于俄国金融资本力量的不足，在对华侵略中，它又必须依赖国际金融资本，尤其是法国高利贷帝国主义及其金融资本的帮助，充当它的“忠实掮客”。波波夫写道：“法国资本给俄国国库的金柜直接注入了新的力量，从而不仅增强了沙皇制度政治上的主动性，使沙皇政府能够成为重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成为‘祖国’生产的关怀者和鼓舞者，而且使这个惯于奉行军事封建主义政策和靠输入外国资本为生的政府现在也能够参与资本输出了。沙皇政府在给予工商业阶级以特别贷款的同时，也得到它这样一个可靠的政治‘支柱’”[12]。罗曼诺夫也说：“一般地说俄国绝不能丝毫损害自己与法国金融市场的关系，在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中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否则俄国首先要冒断绝实现自己宏伟的远东政策的财政供给地的风险”[3]（P89）。这一主人兼奴仆的双重性格，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沙俄及其代表人物维特在这次贷款中所起的决定作用。贷款的交涉及签订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及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是远东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看到，除了在近东有一个奥托曼帝国“病夫”外，在远东还有一个中国“病夫”，“于是欧洲医生们前来进行外科治疗，并且在病塌边争吵”[13]。争吵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华贷款问题。
        当时，中国面临着对日本的巨额战争赔款的重荷，其中第一期赔款应于1895年10月17日支付。清政府财政困难，根本无力应付，要求列强允许它按从价税百分之五的比例提高关税，又首先遭到在对华贸易中遥遥领先，把持着中国海关的英国的拒绝[14]（P69）。清政府只得靠举借外债来偿付赔款。这件事引起列强间关于贷款权的激烈争夺。
        沙俄自以为倡导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退还辽东“有功”，正准备以“恩人”的身份向中国索取“报偿”。为了取得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过中国东北的筑路权并在中国取得不冻港；为了削弱英国的影响，监督对日赔款，压迫日本退出辽东，它迫切需要夺取对华贷款权，以实现对中国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控制。
        那时的英国是俄国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第一号对手，在争夺对华贷款权的问题上也不例外。《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清政府为了应付急需，通过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提出向英国借款的问题。赫德得知中国打算借3500万英镑（合白银1万万两），便立即电告英国首相罗斯伯里抢先办理。里斯伯里通过他的妻子同罗特希德公司联系，希望该公司立即同清政府谈判承揽借款全数问题。罗特希德公司对此表示同意。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以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占的比例最大为理由，向俄国宣布它对贷款最感兴趣，意欲包揽借款。
        参加干涉日本还辽的德、法两国也抱着等待清政府“报答”的心情对待借款问题。1895年5月初，德国外交部电示其驻华领事告李鸿章称：“中国借债，应请令德银行承借，不应专向英借。”[15]（P48）德国驻华公使绅珂也威胁清政府说：“没有德国的同意和参加，中国不得订立借款。”[1]（P763）李鸿章为了“笼络德国并利用列强矛盾以降低借款条件答称：“德商利轻可借”，条件是利息“四厘或四厘五，不折扣。”[15]（P48）出于同样的动机，他对法国也提出了贷款问题。为此，法国外交部长阿（哈）诺托电告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通知中国政府，法国一些第一流企业准备在借款中起重要作用。”[16]（P68）
        这样，国际金融资本为了争夺在华势力范围，在对华贷款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由于清政府最先并没有向俄国提出借款问题。因此，开始是柏林、伦敦和巴黎的金融界酝酿成立一个“德、英、法三国银行团”对中国联合贷款。但德国对英国人把持的中国海关很不放心，提出贷款不能仅以中国海关收入作担保，要求“仿照土耳其和埃及的样子”成立一个“管理中国债务的行政机构”[3]（P87）。法国人虽然一度同意德国人的这个主张，但又对英、德顾虑重重，担心自己在未来的国际银行团中处境孤立，便决心拉俄国人入伙。5月中旬，法国金融界正式提出吸收俄国参加拟议中的国际银行团问题，并建议维特“组织一个俄国银行团，以便与法国银行团同时行动”[3]（P87），同英、德相抗衡，并借此将资金不足的“俄国这一份攫为己有”[3]（P87）。俄国这就样登上了争揽对华贷款权的历史舞台。俄国一登台，关于成立国际银行团的谈判迅即流产，沙俄成了这次贷款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