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之初，斯大林就已在构想形成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斯大林在1927年接见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时说：“在国际革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将形成两个世界规模的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社会主义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资本主义中心。这两个阵营的斗争将决定全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注：《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8页。 ）显然斯大林对实现共产主义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他的思路是：首先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在一国（即苏联）建成社会主义；随后以此为中心形成一个能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并且平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世界，最后通过两个相互平行并且对立的世界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将最终完全战胜资本主义。但是，斯大林是一个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当苏联的力量在20年代和30年代尚未强大到足以将社会主义扩展至苏联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时候，斯大林虽然有形成两个中心的构想，却不具体提出两个对立世界体系的政治理念，更不在行动上着手建立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只是坚持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保卫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为其内外政策的主导。
    然而，由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在逻辑上具有强烈的将社会主义从一国扩展至数国，从而形成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含义，因此，当二战后期出现苏联红军横扫东欧的局面时，这一理论非常迅速地诱发了斯大林对战后世界体系的新看法。斯大林认为战后的世界将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即将出现。面对苏联的力量在东欧势如破竹地扩展，斯大林很自然地感觉到，他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发展的第二步，即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并进而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阵营平行的社会主义市场和阵营的时刻已经到来。1945年，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书记米洛万·吉拉斯说：“这场战争的进程与过去的战争决然不同，在谁占领的地区可以由谁来建立自己的社会体系……这场战争不可能有其他结果。”（注：转引自约翰·刘易斯·盖迪斯《我们现在知道了》，第14页。）于是，斯大林在战争刚一结束就公开提出，苏联赢得这场战争是因为苏联拥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他在苏联的占领区建立苏联的社会主义体系作舆论准备。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公开演说，他明确指出：“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火中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91页。 ）斯大林的这段话显然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斯大林已开始把战时的反法西斯联盟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力量；二、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的力量经过战争的考验将不断强大起来，因为战争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斯大林公开发表上述言论时，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在向建立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转化了。
    虽然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是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的国际环境中，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两者因此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但是，这两种理论是有明显差异的，特别是在对苏联现实的外交政策的具体指导方面，两者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而正是这种差异使战后斯大林的世界体系观对冷战的起源具有直接的作用。
    二
    在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指导上，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注重于帮助本国运用自身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扩展社会主义的势力范围，而后者则更强调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保卫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在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指导下，苏联的外交政策更强调主动出击，在更大的范围即超出苏联一国的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根据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体系最根本的影响在于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新组合由此显现。随着战争的进展，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越来越明显地一分为二，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势力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野日益明显，以致最终形成两个不同的阵营（注：安德烈·日丹诺夫：《两个阵营政策》，转引自盖尔·斯托克斯编《从斯大林主义到多元主义》，第39页。）。由于在这一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分化过程中，苏联始终是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的主力与基础，因此苏联外交战略的改变也就势在必行了。
    二战前，苏联的外交战略基本上围绕保卫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这一中心，虽然不同时期苏联外交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比如在20年代，苏联外交的重点在于避免卷入英法挑动的战争中去，而在30年代随着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苏联外交则侧重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提出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口号，并试图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但是苏联外交战略的中心仍与20年代时完全相同，即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即使到二战爆发前夕，苏联决定放弃集体安全政策而单方面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外交政策的中心仍然是保卫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改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而向建立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体系的理论转化之后，苏联外交战略的中心便开始从战前的单纯保卫自己的安全转向主动扩大社会主义势力范围。苏联外交战略的这一转变首先表现在苏联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处理国际政治事务，特别是处理战后有关东欧安排的国际政治事务方面的强硬立场上。
    早在1945年上半年，斯大林就在波兰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立场，坚持要由苏联支持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控制战后波兰的政局。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不久，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于4月22日访问华盛顿， 美国政府向莫洛托夫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承认一个并不代表所有民主人士的波兰政府（注：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 ·托因比合编《欧洲的重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48-349页。）。但是斯大林命令莫洛托夫寸步不让。在给莫洛托夫的密电中，斯大林明确指示：“如果他们（指美英两国--作者）想提出关于波兰问题的一般原则问题，你可以回答说：这些原则在斯大林的信中已经提出过，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些原则，那你就说看不到达成解决问题协议的可能性……”（注：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第592页。 ）。随后在波茨坦召开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继续强调苏联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建立战后波兰政府。不仅如此，在处理东欧其他被苏军占领的国家的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也十分坚定，坚持要在那里建立苏联认可的政府。在1945年9月的伦敦外长会议期间， 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你必须顶住，在罗马尼亚问题上不做任何让步……”，“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其他问题上，如果盟国不妥协，你就应让贝尔纳斯和贝文明白，苏联政府将难以同意和意大利签定和约。”会议行将结束时，斯大林甚至提出：“宁愿让第一次外长会议不欢而散，也比对贝尔纳斯作出让步为好。美国人力图造成‘一切顺利’的假象，我想现在是撕掉这种假象的时候了。”（注：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 第593-594页。）直到今天，很大一部分中外冷战史学者认为，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之所以在东欧问题上态度十分强硬，主要是担心苏联在战后的安全问题。早在50年代，阿诺德·托因比就指出：“俄国人一生中已经两次眼见配备常规武器的敌人地面部队从西面由陆路侵入自己的祖国，因此对安全问题一定已变得非常敏感；而在1944--1946年这一决定俄美关系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们一定还是在用原子武器出现以前的战争条件考虑着他们国家的安全问题。”（注：《欧洲的重组》，第34页。）70年代美国修正派冷战史专家盖迪斯也认为：“斯大林始终把苏联国家的安全放在国际共产主义利益之上，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促使他向东欧扩张”（注：盖迪斯：《俄国， 苏联， 和美国》John Lewis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 纽约1978 年版，第177-178页。盖迪斯在其1997年出版的新着《我们现在知道了》中仍然认为斯大林战后的强硬政策出自于对安全的考虑，只是斯大林的安全观与西方的不同，认为安全来自于恫吓和消灭潜在的挑战者。参见《我们现在知道了》，第15页。）。在苏联部分档案开放后的90年代，不少外国学者如伏提克·马斯特尼、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和康斯坦丁·普莱沙可夫等在对之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与当年托因比及盖迪斯相近的看法。比如马斯特尼认为是斯大林对安全贪得无厌的渴望成为东西方对抗的原因以致导致冷战（注：伏提克·马斯特尼：《冷战与苏联的不安全感：斯大林年代》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Soviet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而祖博克和普莱沙可夫认为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是在世界革命与国家安全两者的指导下不断变化的，但是在战后初期，斯大林主要是为了在苏联的周围建立一保护地域带（注：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康斯坦丁·普莱沙可夫：《克林姆林内部的冷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33页。）。我国学者从90年代起也比较一致地认为斯大林在战后对西方的强硬源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注：参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和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7卷等专着， 以及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