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出乎斯大林意料的是，美国不仅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同意在战后继续向苏联提供租借法援助和政府贷款，反而对苏联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以及在国际经济中的不合作政策作出更加强硬和全面遏制的反应。从1945年9月举行的伦敦美英苏法中五国外长会议开始， 美国对苏联实行了不断升级的强硬路线。1946年2月22日， 即在斯大林公开发表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之后13天，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务院发出长文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苏实行全面“遏制”的政策设想。紧接着，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于3月5日在美国的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着名的“铁幕演说”。同年9月， 杜鲁门总统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里福德向杜鲁门提交了长达50页的“美国与苏联关系”的报告，反复强调苏联具有向全球扩张的野心，并提出，为了世界的稳定，美国必须首先采取步骤，制止苏联进一步对外扩张（注：小斯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第300页。）。 最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7年3月12日向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宣读咨文， 提出了全面遏制苏联、由美国领导世界的杜鲁门主义。之后不久，马歇尔计划出台，斯大林对此还之以更为强硬的对抗政策，冷战由此全面爆发。
    美国之所以在二战后迅速采取对苏全面遏制的政策，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不少原因已经被中外冷战史专家详细分析过。比如盖迪斯在70年代和80年代就从历史、意识形态、技术、个人品质等四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实行对苏全面遏制政策的原因（注：盖迪斯在其70-8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专着中，如《美国和冷战起源》The United States andtheOrigins of the Cold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Press,1972， 《俄国，苏联，和美国》，《遏止战略》StrategiesofContainmen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都表达了这种观点。在其1997年的新着《我们现在知道了》中，盖迪斯似乎主要分析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对冷战起源的影响，而较少批评当时美国的政策。）。中国世界史学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一致地认为美国在二战后称霸世界的野心是促使美国对苏全面遏制的根本原因。应当承认，中外史学家的这些分析都是有相当根据的，但是，在这一系列的分析之中似乎缺少了对一个相当重要原因的分析，这就是美国决策层对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无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苏联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外交政策的误解和过分的反应。
    从乔治·凯南的8000字电报开始，美国的决策智囊和决策者都没有注意到，苏联在战后的一系列外交政策都是围绕建立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时并存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展开的，因此斯大林的目标是有限的。美国的决策人士从自身固有的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出发，坚持认为苏联在战后的外交政策是全面地扩张共产主义的领土，削弱潜在的资本主义的对手，并且苏联随时都在准备发动战争和推行世界革命。因此，“只要苏联侵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拥有主要由先进武器组成的军事潜力的美国，就不准备考虑裁军或军备限制的建议”，因为“军事力量的语言是强权政治信徒们唯一能理解的语言。为了使苏联领导人认识到我国政府决心维护本国公民的利益和小国的权利，美国必须使用这种语言。”（注：小斯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第301页。）于是“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 他们正在抵制武装的少数集团或外来压力所试行的征服活动”的杜鲁门主义出台了（注：杜鲁门1947年3月12 日发表的咨文原文参见美国政府出版局1950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10年：1941-1949 年的基本文件》ADecade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s， 1941 -1949 ，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0， 第1253-1256页。）。与此同时，乔治·凯南化名为X 先生的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也发表在美国着名的《外交季刊》上，全面遏制苏联的理论由此成为美国战后初期对苏政策的指针。
    当冷战的高潮过去之后，遏制理论的创建者乔治·凯南曾经对战后美国全面遏制苏联的政策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凯南认为，当时美国的对苏政策犯了错误，“即把苏联领导人并没有的目标和意图硬加给他们，贸然作出结论说他们就象希特勒及其同伙那样在军事征服的贪欲指使下行事，也有同样的对外军事侵略的时间表，因而只能使用对付希特勒的那种办法来对付他们才能奏效。”（注：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增订本），第135页。）然而凯南似乎始终没有认识到， 实际上在冷战起源时期，包括他在内的美国决策人士的最大失误应该是没有理解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因此对斯大林战后世界体系观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致在很大的程度上误解了当时苏联的外交行动。也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之初，美国的决策者们把斯大林有限地扩展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行动误解为全面地推进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并因此而产生过分的反应和过激的行动，用全面遏制的方法与苏联对抗，以致最终导致美苏之间长达40余年的全面冷战。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似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冷战的爆发在相当程度上源自于超级大国决策者们对战后世界形势和对方行为的误判。如果当年美苏双方都能比较客观地分析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比如对战后世界体系的认识更为客观一些，或比较接近一些；如果美苏都能够比较冷静地判断对方的行动目标，比如不要把对方有限的目标视为无限的目标；那么几度将人类推入热核战争边缘的冷战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历史不可以重写，但是人类可以创造未来的历史，因此，牢记冷战起源的历史教训对于进入后冷战时期的人类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