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斯大林在1945年4月24 日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电报似乎也证明苏联当时主要考虑的是自身的安全。该电报提醒杜鲁门注意“波兰问题对于苏联安全的意义；正如比利时问题对于英国的安全的意义一样。”斯大林还指出：“你要求我抛弃苏联安全上的利益，但是我不能与自己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注：刘同舜编《“冷战”、“遏止”和大西洋联盟--1945-1950 年美国战略决策资料选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美国着名的苏联问题专家、战后美国遏制战略理论的倡导者乔治·凯南也在其当年着名的8000字电报中指出：“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过于敏感的看法，其根源是俄国人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随着俄国同经济上先进的西方进行接触，面对更能干、更强大、组织得更好的西方社会，除了上述的不安全感之外，又增加了一层畏惧心理。这后一层不安全感，与其说是在折磨着俄国人民，毋宁说是在折磨着俄国的统治者。”（注：小斯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ArthurM. Schlesinger,Jr.Ed,TheDynamics of WorldPowerADocumientaryHistoryofUnited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纽约1973年版，第202页。 ）由此可见，不论是后来的冷战研究者，还是当时冷战的参与者都认为国家安全是斯大林制订其战后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对西方强硬的根源之所在。
    应当肯定，斯大林在二战行将结束之时和战后初期确实对自己国家的安全十分注重，他在东欧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强硬是与保障本国安全相关联的。但是，斯大林坚持必须由苏联来决定东欧各国的命运还有着比保障自身安全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为了扩展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即把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推向东欧数国。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造成了一种与战前完全不同的国际形势，在这种新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可以从一国走向数国，并由此而能够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平行的社会主义市场，建立与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二战行将结束之时，苏联红军所向披靡，在欧洲东部威风八面，声震四方，苏联的国际声望日益隆盛，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考虑更多的似乎已经不是如何保卫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安全，而是如何利用这一大好形势扩展社会主义的范围。当然作为一种外交上的策略，以及现实上的需要，斯大林认为公开强调苏联在东欧问题上的安全利益还是十分必要的（注：实际上，迄今为止，除了斯大林公开谈及东欧对苏联安全十分重要的言论之外，在已开放的苏联秘密档案中找不到支持“斯大林把安全放在战后苏联外交政策第一位”观点的文件。按西方某些学者的说法，这样的文件也许永远找不到。参见伊尔亚·盖杜克的论文《斯大林：一种现象的三种解释》Ilya Gaiduk,Stalin:Three ApproachestoOnePhenomenon载于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外交史》杂志，1999年第1期， 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25页。）。
    其实，如果斯大林只是为了本国的安全，他大可不必坚持在东欧建立完全由苏联选择的政府，把东欧芬兰化就能够起到保障苏联一国安全的作用。然而，斯大林是有雄心的，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拥有实现其雄心壮志的理论体系。根据斯大林理论体系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出，保卫社会主义苏联一国的安全，是在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时苏联外交的主要任务；而当苏联的势力突破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在周边国家扎根之后，仅仅保卫苏联一国的安全似乎已不再是苏联外交的主要目标，因为仅仅求得自身的安全与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地位已经极不相称。因此，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应该成为战后苏联外交的主要目标，而一旦达到这一目标，苏联的自身安全也就不在话下了。然而，斯大林很清楚，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有关战后东欧安排等一系列国际政治问题上态度强硬，特别是在东欧各国建立什么样的政府问题上决不向西方让步。虽然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允许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在形式上暂不实行苏维埃化，但是却绝对不允许这些国家按西方的模式建立民主政府，更不允许西方以民主选举为借口把东欧再度拉入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这实际上意味着，就本质而言，斯大林在东欧实行的是谁占领的地方就该由谁来建立自己的社会体系的路线（注：虽然从1944年底到1948年初，在由苏军占领的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先后出现过人民民主阵线政府，但是就本质而言，这些政府完全不是西方式的民选政府，它们实际上是由苏联控制和操纵的，因此冷战一打响，波、匈、保、罗、捷政府迅速地实现了苏维埃化。）。
    正因为斯大林根据其战后世界体系观，希望在二战后建立起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对抗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阵营，所以从二战后期开始，斯大林不仅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对西方态度强硬，决不允许西方染指东欧，而且在国际经济问题上也坚决推行与西方不同的政策。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使战后的世界经济体系不再重蹈30年代大危机的覆辙，避免再度出现世界性的经济混乱，决心通过建立保护世界自由贸易和国际支付体系的国际机构，加强战后的国际经济合作。1944年7月1日至22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布雷顿森林，联合国家及联盟国家的代表就建立战后新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举行会议，会议的主旨是讨论在战后建立国际支付制度，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为战后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稳定世界经济打下基础。当时苏联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但是在会议召开前夕，莫洛托夫召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不同的看法，对会议所要讨论的一系列问题持反对意见（注：《战后世界史长编》第一编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 第553页。）。 尽管苏联代表团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没有阻止通过“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决议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上述三个文件统称“布雷顿森林协议”），但是，在1945年12月，苏联最终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并且不允许由苏联控制的东欧各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苏联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实际上就是宣布拒绝在战后实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制订的国际经济合作政策。从根本上看，苏联的这一举措完全与斯大林对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判断相关。早在30年代斯大林就提出，随着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唯一的和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体系，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外，还存在着社会主义体系，它日益成长。”（注：《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6页。 ）但是斯大林同时认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依然相对固定，列宁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观点依然有效（注：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2页。）。 然而随着苏联的力量在二战后期不断扩展，西方资本主义遭到极大削弱之后，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不可能相对固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再比从前快了，资本主义将更深地陷入总危机之中；与之相反，正在成长着的社会主义则将在战后有一个极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将从一国走向数国，并进而形成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由于斯大林认定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将在二战后出现，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因此将不会扩大而只会缩小，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缩减下去”（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81页。），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必然走向衰弱。正因为如此，当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并开始形成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时候，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基础的苏联，当然不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国际货币和金融领域与西方合作，因为不论这种合作成功与否都不利于刚刚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就是说，如果合作成功，那么只不过是帮助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减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衰弱；而如果合作不成功，那么苏联因为加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的合作机制将受到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牵连。很明显，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对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由此可见，苏联在二战后决定不与西方在国际经济领域里合作，不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与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紧密相关的。
    三
    虽然斯大林根据其战后世界体系观，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对西方推行了一系列强硬的和不合作的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有计划地准备在战后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全面对抗，乃至与之陷入前所未有的冷战之中。实际上，斯大林的强硬、不合作，甚至主动出击都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表现为：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在二战后利用苏联的实力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不是掀起一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世界局势只是为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创造了条件，尚未达到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尽管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更加深重了。斯大林还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和发展的情况看，“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5页。），因此， 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甚至在它得到确立之后，作为社会主义主力的苏联没有必要超出自身的势力范围全面出击。
    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苏联的实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他是不会主动出击的。在20年代和30年代，斯大林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苏联内政外交的指导思想，始终坚持把保卫苏联一国社会主义放在第一位，坚决地否定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论。虽然二战为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发展成建立两个对立世界体系的理论；但是，斯大林清醒地认识到，苏联的力量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面出击，用自己的力量在全世界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虽然就个人的理想而言，他本人是希望如此的。另一方面，斯大林从20年代起就放弃了列宁所持有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会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因此他并不真心诚意地支持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的革命。斯大林始终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是首先保住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然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在苏联的实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扩展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进行列宁所曾经憧憬过的，和托洛茨基所始终坚持的世界革命。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完全是从苏联实力的实际出发，利用苏联在东欧的军事力量，在其势力范围内（这些势力范围是他在雅尔塔会议以及后来的一系列秘密外交中向美英争取到的），逐渐地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移植到东欧各国（注：由于冷战的迅速爆发，东欧的苏维埃化在1947-1948年间加速实施。）。在此范围之外，斯大林对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十分积极，斯大林对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态度就是这方面的最好证明（注：早在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划分势力范围时，希腊就被斯大林归入西方的势力范围，此后不论希腊共产党如何努力地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斯大林就是不予支持和援助。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斯大林也是十分消极的。斯大林在二战后期甚至明确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并且还劝阻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参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58页）。 苏联共产党权威理论家日丹诺夫为此甚至到1947年还认为中国应属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参见盖尔·斯托克斯编《从斯大林主义到多元主义》，第40页）。由此可见，斯大林在战后初期扩展苏式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
    正是由于斯大林并没有计划在二战后掀起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实际上斯大林在对西方表现出自己的强硬立场的同时，并不希望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生全面的冲突。当时苏联的外交政策也不是以消灭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导向的。恰恰相反，在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指导下，战后初期苏联外交的重点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营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不允许西方染指。同时，在很大的程度上承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的客观事实，并且认可美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地位。由此，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并没有做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美国发生全面对抗的准备。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还希望在战后继续获得美国租借法所给予的经济援助以及美国政府的贷款（注：盖迪斯：《俄国，苏联，和美国》，第178页。）。斯大林认为， 既然战后将出现两个世界体系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那么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的美国必然希望通过继续给予苏联经济援助来为自己的剩余产品寻求更大的市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由于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的产生而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