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青浦、奉贤、南汇、松江等县佃农抗租斗争纷起时，同处上海地区的宝山县，则在一些开明士绅的主持下，局势显得相当平稳。钱淦就是他们的一位代表。他出生于宝山真如的一户书香门第，“幼从父学，博学强识”，“尤致力经世之学”（注：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14，人物，1931年铅印本。）。1904年中进士，改庶吉士，随后由学部奏派赴日本法政大学深造。留日期间，他在学习的余暇，与同学孟森、秦瑞、孟昭常、汤化龙等人成立法政学交通社，出版《法政杂志》潜心研究欧美各国和日本的法政理论。他发表了多篇文章，批判专制政治，赞扬三权分立的立宪制度。1907年回国后，被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乞假南归省亲。时值宝山筹备清丈，他“以诸父老义务之督责，宁浮云薄宦”而为故乡出力，毅然受命出任清丈局长（注：钱淦：《再示局中办事人员文》，《宝山清丈局报告书》，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106页。）。“丈务既繁，经费又窘，慨然受任，备历诸艰，卒底于成。”（注：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14，人物。）其间，他还创办《丈务杂志》，介绍清丈知识，刊载丈务报告，以启迪乡亲。1909年，又就任筹备自治公所所长，次年兼任宝山教育会会长。他切实领导各项工作，建立了市、乡自治机构，调查户口，修河筑路，推广国民教育等等，“诸臻妥洽”（注：钱淦《吴县文》“附批”，《宝山清丈局报告书》，第43页。）。辛亥光复后，他先后出任县民政长、县知事，“值改革之际，诸凡设施多所手订”（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序，1921年铅印本。）。1912年5月宝山共和党分部成立后，钱淦又被选为分部长，不仅负责共和党分部的党务，而且还创办了《宝山共和杂志》，并担任主编。他对清政府的专制和吏治腐败，“焉痛之久矣”（注：钱淦：《布告阖邑父老子弟文》，《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2页。）。因此执掌宝山新政权后，他就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运用自己对立宪制度的学识和主张，积极推行三权分立，革新机构。在任期间，他对全县各项琐务，“举凡县地方预算及县事业之兴革，无不详实规划”，交县议会公决，然后次第实施。钱淦因其“世居本乡，深悉民间疾苦”（注：钱淦：《示各市乡文》，《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64页。），从执掌县政伊始，就“宣布誓约，与民更始”（注：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14，人物。），对清末诸多弊政力加改革。除了前述改革专制政治，建设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外，还积极进行各项社会变革。田赋是与宝山20余万人利害攸关的大政，但清政府对宝山田赋的科则、定额及征收办法弊病丛生。1911年秋，宝山地区“风潮为灾，收成歉薄”（注：钱淦：《呈都督文》，《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58页。），恰值大变革初期的社会动荡不宁，交通不畅，宝山所产的土货滞销，百姓生计艰难。钱淦执政后首先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忙银（注：按清代规定，田赋分夏、秋两季征收，称“上忙”、“下忙”。）和漕粮的征收。当时，未缴的辛亥年上忙既需续缴，而下忙业已开征，外加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改用公历，这样1912年春，宝山百姓就面临“不啻以同时而有催追四届忙漕之苦”。钱淦从改革田赋尤其是漕粮秕政入手，三次专文呈请，一交亲赴面呈江苏都督，终于获准宝山减征忙银二成至五成，全免辛亥年漕粮（注：钱淦：《通告各市乡公所文》，《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59-60页。），并且在征收忙银时严加督察，杜绝旧时官吏逼索的恶行。为了进一步改革宝山田赋的弊政，钱淦等人决定加速完成清丈工作，在1912年全部结束了实地丈量，并据此重定科则和定额，赶制图册，办理各户的新旧单契的更换，在呈准江苏都督后宣布废除前清的科则和定额，从1913年起即按新规定征收，大部分农户减轻了负担，“人民咸称利益”，地方秩序也相对安稳（注：陶庆丰：《呈县文》，《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45-46页。）。
        二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中心。辛亥革命后，封建帝制倾覆，上海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大为改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鼓励、保障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法规条例，鼓舞了人们的投资热情，1912年2月成立的实业团体“工业建设会”的《发起趣旨》，道出了人们的心声：“往者忧世之士，亦尝鼓吹工业主义以挽救时艰而无效也，则以专制之政毒未除，障害我工业之发达，为绝对的关系，明达者当自知之。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注：《工业建设会发起趣旨》，《民声日报》1912年2月28日。）当时华侨纷纷回国创业，是这股投资热潮的一个缩影。华侨久居海外，大多长期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了解、熟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容和运行机制，有的还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掌握了一些科学技术或经营管理的知识；同时，他们又都有着报效祖国，帮助祖国早日富强的诚挚愿望。还在清末，其中有人就已尝试投资国内近代企业，但由于当时国内政治腐败，侨资企业的发展困难重重，不少人望而却步。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为侨资企业的创办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前景。顺应当时的投资实业热潮，北京政府上台后，依旧采取鼓励的政策，在时任农商总长张謇的主持下，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法规（注：详可参阅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继而，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忙于互相厮杀，中国民族工商业乘隙得到较快发展。在辛亥革命的直接推动以及上述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1912年始，上海连同侨资企业在内的民族工业有明显发展。据1928年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对工厂开设年份的调查，1910年和1911年开设的工厂各有9家，1912-1914年分别为28、29和26家，每年新设工厂数比辛亥以前增长2倍多。这种发展势头虽略有起伏，但一直延续到20年代（注：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附表，中华书局1930年版；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7-101页。）。其中尤以棉纺织业、面粉业和缫丝业发展最为显著（注：详可参阅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154页。）。
        辛亥革命后，上海民族工业的较快发展，给周围农村经济的演变带来促动。随着棉纺织工厂的相继创办，一些实业家在重视扩大原料供给的同时，开始注意农作物品种改良问题。上海德大纱厂创办人穆藕初，认为原料不足、棉质退化是中国棉纺织工业发展的两大障碍，指出“工业中所最重要者，厥惟原料。棉质不改良，纱布竞争难于制胜”（注：穆藕初：《振兴实业之程序》，《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为此，他提出改良中国棉种和扩大植棉面积两项措施，而改良棉质又包括两顶内容，“一为改良华棉，采用选种、治地、疏栽、培肥、排水、摘芯、扫除虫害等方法，逐年求进，不厌不倦以改良之；一为移植美棉，选取合于我国天气地质之美国棉种，注意严格选种，以及治地、疏栽、培肥、排水、摘芯、扫除虫害等方法，逐步培育以发达之”（注：穆藕初：《上农商部》，《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他亲自编写《植棉改良浅说》一书，散发给纺织界同仁及棉农，以传播植棉改良知识。同时，他还身体力行，从事棉种改良的实践。1914年，他在筹办德大纱厂时，又租借了上海杨树浦引翔港附近60亩土地，开办了穆氏植棉试验场，引进美国长纤维棉种。经过两年的探索，第三年终于获得成功，单株产铃最多达40个，一般都在20个以上，比一般农家旧的棉种高出五六倍。继而，穆藕初又和上海工商界名流聂云台、郁屏翰、吴善庆、黄首民、尤惜阴等人，联合发起组织了中华植棉改良社，推举郁屏翰为社长，穆藕初为书记，并制定了中华植棉改良社简章。简章指出：“本社以联络振兴内国棉产之同志，交换知识，以求棉业改良之普及为主旨”，其宗旨是“专以研究棉产为范围，冀以天然之地利，施以人力之改良，庶将来东亚棉产成为商战健将，用兴实业而挽利权”（注：《中华植棉改良社缘起》，《东方杂志》第14卷11号，第192页。）。中华植棉改良社的一切费用，由郁屏翰、聂云台、吴善庆、穆藕初四人承担。该社社员有两个义务，即独力或合力举办植棉试验场和就近提倡植棉改良以图普及。该社在上海浦东杨思桥附近开辟棉种试验场，并购买了许多美棉种子分送各省试种，向各地提供植棉技术咨询，还刊印了一些有关植棉改良的书刊散发指导，“用最通俗、最浅近的文字，向农民解释怎样来改进植棉的方法”（注：陆诒：《悼穆藕初先生》，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0月6日，转见《穆藕初文集》，第612页。）。地处浦东的南汇县，原有不少江海泥沙冲积而成的浅滩荒地，这时亦多栽种了棉花。由于这里系由“海滩垦熟，地质腴松，棉花朵大衣厚”，质量远胜其他产地，“于是沪上纱厂都设分庄于大团，与农民直接买卖”，该县的棉花交易市场，也因此从周浦向东推移到了大团（注：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1929年刻本。）。截至1921年的统计，“上海农业方面一个突出现象是棉田逐渐代替稻田，现在上海棉田约占全部可耕田的60%。目前江苏东南地区年产原棉估计约为20万吨，对世界市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产地”（注：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以下简称《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