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极为重视倡导和普及新式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孙中山曾以临时大总统名义，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将已设立之优级、初级师范一并开学，并指出“教育主义，首贵普及，作人之道，尤重童蒙，中小学校之急应开办，当视高等专门为尤要”（注：孙中山：《令教育部通告各省优初级师范开学文》，《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53页。）。各地的新式教育，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据《1912-1921年海关报告》的统计，“民国成立以来，上海的学校估计已增加一倍，学生人数为以前的三倍。在外国教会和已参加教育工作的留学生们的影响下，中国对现代教育开始产生了强烈的要求，这同过去一个时期的偏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注：徐雪筠等：《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21页。）。这种发展，在上海郊县也有体现。宝山光复后，新政权着力改革和发展国民教育，为此而发布的各类文件也最多，仅1912年在《宝山共和杂志》1至5期刊出者，就有80余件。他们认为，“方今民国新兴，教育之一端，实为莫大之要务”，决心“励精整理”，改革旧时的弊端，“冀达普及教育之目的”（注：钱淦：《通告各市乡公所文》，《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46页。）。为此，他们改革教育行政，裁撤劝学所，在县署设学务课，统辖全县学务；又设县级自治委员，统一筹划、管理全县学校公款、公产；作为基层的市乡学务，则统由市乡自治公所的总董、乡董掌管；并各设学务专员（后改称学务委员）1名，专司本市乡的教育行政事宜。1912年10月始，又分别成立校长会和县教育行政会议。前者由各小学校长和县视学及学务课长组成，每年召开一至三次会议，具体商议有关教育的设施等问题；后者由钱淦、县学务课长、县视学、各市乡董及学务员组成，负责研究统一和促进各市乡学务和教育改革等重要问题（注：《宝山共和杂志》第4期“文牍”，第19-20页；第4期“章程”，第4-7页。）。钱淦强调：“市乡行政，以学务为第一项”，要求市乡公所不得玩忽、粉饰（注：钱淦：《照会市乡公所文》，《宝山共和杂志》第4期“文牍”，第24-25页。）。在改革和健全教育行政的同时，新政权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切实发展国民教育。择其要者，一是多方筹集教育经费。除了原有的学田、义渡公款和官契中笔二厘（1912年始再增一厘）等继续拨充教育费以外，又明文规定清丈出来的沙田围垦所得租息，全县每年征收的田赋附加税的65%，县署经费的40%，盐税每斤加一文所得等，悉数拨充教育经费，同时扩增学田，数年后增长近5倍。为此，1912年始专门设立“教育款产经理处”，制定章程，由专人按章具体管理。此外，“各市乡地方经费，较从前实增数倍”（注：《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46页；朱保和主编：《宝山县志》卷25，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6页。）。这些都为民初宝山推广国民教育提供了条件。二是加强师资培养。光复以后，新政权明确提出普及小学教育“必先造就师资”的方针，拟定办法七条，决定先开办师范讲习所，由县议会批准拨出专款，每期招生50名（注：钱淦：《照会县议会文》，《宝山共和杂志》第4期“文牍”，第30-31页。）。1913年，又筹办师范学校和教育讲习所。这些校、所，陆续为宝山的小学教育提供了必要的师资。三是提高了人们对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1912年3月，钱淦布告全县父老，指出“东西各国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强调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与开拓社会生计、增强国力的密切关系，指出“方今民国崛兴，共和建设，普及教育尤为共和国民之天职”，使子女就学是家长“应尽义务”，全县父老应“确信教育为有益身家之事”，所有学龄儿童均应学满四年初小，使之“无一人不受教育”，“将来成人之后，无一人不有职业”（注：钱淦：《布告各市乡父老文》，《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47-48页。）。除了布告，还针对文盲众多的实际，在各市乡组织宣讲团，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教育立国的思想。通过各种切实的措施，民国成立后，宝山的国民教育有明显的推进。1911年全县有小学41所，1912年头7个月即增加23所，并把一些办学条件较差的学校加以合并，全年实增18所，共有学校59所。到1913年9月，全县有小学71所；在校学生，1911年为1400人，1912年为1784人，1913年为2914人，1914年为3831人，各年分别比上年增长27.4%63.3%和31.5%（注：《宝山共和杂志》第10期“表册”，第1-10、33-38页；第4期“表册”，第7-10页；第6期“表册”，第7-11页；第6期“文牍”，第59-60页；民国《宝山县续志》卷7，教育；朱保和主编：《宝山县志》卷25，教育，第821页。）。在此期间，在各市乡还实施识字扫盲工作。在教育内容上，新政权也作了改革，废除读经，摒弃旧课本而采用1912年初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民国新课本；在高小开设历史、地理、英语课程，并把农业规定为必修课程等。
        在兴修水利和促进社会公益事业方面，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农村也有一些举措。水利对濒临长江入海口的宝山相当紧要，从1911年冬开始，从县署、县议会到各市乡公所，都多方筹款，动员乡民筑塘浚河。用于防汛排涝的西塘工程，1911年夏已经开工，光复时工程负责人携款潜逃而中止。光复后，新政权立即组织人力物力继续修筑，并在20余公里江堤植树10余万株，绿化护堤；又先后开挖淤塞的城厢、罗店市中两河，疏浚了境内六七条中小河道。同时，又着手修筑各处街、路。至1914年，已经完成的有14条街、路，其中最长的是1100丈的中兴路（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卷3，营缮。）。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不仅对每次遭受旱涝灾害的地区酌减田赋；调查“极贫”的农户，给予救济；而且改革义仓，按县议会决议出售义仓粮食而代之以积谷基金以备荒年。
        综观辛亥革命后上海农村的诸多变化，可以看到其直接动因是封建帝制的崩溃。共和制度的建立，尽管它还很不完善，毕竟使人们的思想大为解放，对自己和社会的发展有着新的设想。佃农们理直气壮地要求“凡满清苛税蠲除不少，租税同一性质，自必一律豁免”；工商界人士兴奋地认为“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地方士绅强调，共和“为今日民国共通之要素”（注：钱淦：《宝山共和杂志发刊词》，《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言论”，第3-4页。）。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反映了解除封建专制统治束缚后，人们新的精神风貌和追求，体现了辛亥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有力推动。即便如钱淦等人自清末以来就已着手的地方自治改良的各项举措，也因共和制度的建立而大为扩展和推进，《宝山共和杂志》开宗明义旨在“以杂志为媒介，举共和国民应有之常识普一邑之人而灌输之”（注：孙肇圻：《宝山共和杂志绪言》，《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言论”，第1页。）。即使在培养小学生和禁止烟赌、移风易俗等具体工作中，他们也都是以造就共和新民为帜志。如1912年11月3日举行第一届全县小学联合国文竞进会，其中高小从四年级到一年级的题目分别是《论现在小学生对于中华民国之责任》、《说社会教育之必要》、《个人自治说》、《说谋生之大要》，全县有70%的学生参加了这次竞赛，影响广泛（注：详可见《宝山共和杂志》第4、7期“纪事”。）。
        应该指出的是，自袁世凯上台并大肆践踏共和制度后，政局的逆转阻碍了辛亥革命后上海农村社会变革的进程，随着1914年2月袁世凯停止地方自治的命令下达后，钱淦等人在宝山的各项改革举措也嘎然而止（注：钱淦后赴外地任职，1916年初他反对袁世凯称帝，辞职归乡。）。值得深思的是，在辛亥革命后上海农村的诸多变化过程中，除了出面压制抗租斗争，很少看到革命党人的身影。宝山也曾有百余名国民党人，他们大多数是学生出身的年轻人，在革命以前没有积极参与地方的社会公益事业，革命后又未能深入宝山的民众之中，也不热心关注地方改革的具体事务。在民国初年的宝山市乡公所、县议会和县政权等机构中，他们都无足轻重。如果仅仅从一个党派所宣传的宗旨而言，当时宝山的地方改革和社会进步的许多工作，均属国民党的宗旨和纲领中应有之义，本应由宝山的国民党人去承担或积极参与，去做扎扎实实的工作，事实上这些工作却由曾身为清末立宪派和民初共和党人的钱淦他们担当了。这种状况所折射的历史蕴含是深刻的，也是令人深思的。疏远和冷落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事业，不能不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