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载有房德邻同志《维新派“围园”密谋--兼谈〈诡谋直记〉的史料价值》一文，对《诡谋直记》提出一些很好的看法，本文准备将《诡谋直记》的来源及其史料价值，略抒己见。
        一
        《诡谋直记》是1983-1984年间，我旅居日本时，在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太后／崩御，袁世凯／免官》第一卷一门六类一项四--二--二号内，见有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上外务次官都筑馨六《湖南地方近况及毕永年著〈诡谋直记〉送达之件》，附毕永年《诡谋直记》。由于过去似无人注意，又是档卷，不能覆印，只能由他们照相摄片后印出，几天后，他们将该件挂号寄交我的东京寓所。今印件犹存，先将小田切写给内务部的信，嘱汤仁泽翻译如下：
        文件稿纸编号：491312-491314
        接受编号：第276号
        接受时间：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
        二月十六日
        大臣青木同藏（签字）
        次官都筑馨六（签字）
        主管政务局内田康哉（章）
        秘书官三桥（章）
        机密第一二号
        关于湖南地方的近况及毕永年著《诡谋直记》送呈之事。
        去年十一月前后，曾有与横滨大同学校有关系的汤叡（广东人）和南学会员唐才常（湖南人）俩人，持梁启超的介绍信请求会见下官。会见后询问了他们的来意，吐露出了心里话，确实是接受了康有为的密嘱来日本。下官说明了本国的形势，要其倍加注意。其后不断地探听他俩等的举动，但毫无结果。由日本人平山周与湖南人毕永年同伴而行，渡航赴华。根据平山周的述说：近日内有湖南当地的改革党人计划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为此康有为派遣毕永年回国。毕永年同当地改革党人友善，目的是为了避免过激行动的发生，可以推测其与唐才常等人的渡航目的完全是同一主旨。
        平山周和毕永年俩人于去年十二月中旬左右去湖南，经长沙后进入衡州，历访了康有为自认为是同党的人物，并记录下意见，五六日前回到日本。听其汇报的情况，康有为等人深深依赖的是湖南威字军统领黄忠浩，当然还有水师统领熊某（即熊希龄的父亲）。如果不是这俩，决不敢存有轻举妄动之心。因为当前湖南一带地方人心消沉，毫无活气。目前在日本逗留中的康有为等人，已不顾日本官民中的同人一派对其意向的详知，也不顾已接受退出日本的劝告而仍然滞留日本，日复一日，其原因无非是尚有一缕希望寄于湖南地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毕永年等回到日本后将实地情况详告后，康有为或许多少能够接受现实、转变方向的。
        据述词得知，先前唐才常等人听说湖南北方对改革党搜查十分严格，唐等人催促赶快出发，但还是犹豫不决，在当地滞留。先取道广东，再赴湖南，去往目的地。其后，康有为等寄给同人的书信到达，毕永年拆阅信件，书中有唆使毕等人，使其开发事端的语言。阅信后原先对康有为存留疑心而持宽容态度的同人大为激愤。所以，毕永年将已对平山周隐秘了很久的政变当时的实况记述下来，标题为《诡谋直记》。毕将《直记》交平山周阅览，平山又给下官看。从《诡谋直记》中看出当时的实况，见其中还有颇有供参考、有价值的内容，急忙抄写后，即刻呈送，敬请查阅。
        谨此通报，敬上
        明治三十二年二月八日
        驻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签章）
        （章：在上海日本帝国总领事印）
        呈外务次官都筑馨六（殿）
        根据上述，《诡谋直记》是毕永年在政变后从日本返国，将“隐秘很久的政变当时的实况记述下来”，将它交给同行的平山周阅读，平山周又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小田切“即刻”将原件呈递日本外务大臣的。小田切的呈文写于明治三十二年二月八日，日本外务省于同年二月十六日“接受”。那么，毕永年将《诡谋直记》交平山周阅读，应在1899年2月8日以前。小田切报告又称，毕永年、平山周“五六日前回到日本”，那么，他看到《诡谋直记》，或较2月8日更早。所谓“诡谋”，指康有为等的“围园”密谋。
        关于毕永年和平山周由日本来华，在冯自由的《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一册、《革命逸史》初集和唐才常之弟唐才质的回忆中都曾言及，平山周自己也记其事：
        现在各地的准备尚未就绪，仅湖南一省先起事则不利。於是与诸同志磋商，为抚慰计，伴毕永年赴中国。至上海后，始知其真相。然联络哥老会为余之宿愿，不能中止其行，遂溯长江去湖南。途经汉口时，林述唐中途加入。三人相携至长沙、浏阳、衡州各地晤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李堃山等，向他们介绍孙逸仙，此为与哥老会相交往之嚆矢（注：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会社》第七九一八○页。）。
        平山周所说与毕永年来华，以及后来林述唐（林圭）加入的情况是这样的。先是，康有为命唐才常返华运动会党，起兵“勤王”，唐才常临行，将实际情况告诉平山。孙中山知道康有为性情固执，恐难合作，乃派毕永年偕平山周到湘鄂各地了解哥老会实力。据日本外务省档案，1898年11月15日，宫崎寅藏到横滨为他们送行（注：日本外务省档案：明治31年11月28日警察总署大浦兼武致青木外相，乙秘第655号。）。可知，毕永年、平山周是在1898年11月15日离开日本的。他们到达上海，查悉唐才常没有能完全摆脱唐、梁束缚。到达汉口后，又与随同唐才常返国的林圭相晤。林圭原是湖南时务学堂学员，“平山周见林圭而器之，赠以宝刀”（注：《林烈士圭革命事迹记略》，见《自立会史料集》第234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于是三人偕游长沙、浏阳、衡州等地，晤见哥老会头目。在林圭写给客星桥的信中也说：
        汉事未变之前，中峰主于外；既变而后，安兄鼓于内，考其鼓内之始，安兄会中峰于东而定议，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至衡，由衡返汉（注：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同上，第322页。）。
        “中峰”，孙中山；安兄，毕永年。可知毕永年、平山周于1898年11月15日离日来华，由沪经汉，会见林圭，共同赴湘的。毕永年和平山周同行，既有档卷可证，《诡谋直记》的由来也有迹可寻，是有其事有其“记”的。也就是说，它应该是毕永年所记，交给平山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