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问题是，毕永年究竟是什么时候把《诡谋直记》交给平山周的？他又为什么把这“隐秘了很久的政变当时的实况记述下来”的《直记》交给平山周看。
        根据上引小田切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呈于1899年2月8日，他看到此件，自在2月8日以前。《诡谋直记》用“在上海日本总邻事馆”纸张抄写，共四叶，每叶左右各十三行，每行二十字，最后一叶只写七行，约计1960字，毛笔抄写。一般来说，最多两天即可抄写完毕，“抄写后即刻呈送”，即应抄于2月6日至8日之间，是在毕永年等回到上海以后。
        毕永年之所以把《诡谋直记》给平山周看，据小田报告所说，由于毕永年拆阅康有为等的信件，“当中有唆使毕等人，使其开发事端的语言”，引起不满，从而将“隐秘了很久的政变当时的实况”的《诡谋直记》交平山周阅读，康有为这时力主“勤王”，筹组保皇会，致函各地“起兵勤王”，拒绝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合作，“欲煽动哥老会起兵，复皇帝政权，命（唐）才常返沪创设中国独立协会”（注：尚秉和：《辛壬春秋》第三十三《革命源流》。）。改良派对革命派的活动存有敌意。毕永年本“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与哥老会首领杨鸿钧”等“谋匡复事业，且投身会中”（注：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见《革命逸史》初集。）。后应谭嗣同之邀入京，政变发生，由“燕京返湘，中途闻变，在沪自断其辫，火其贡照，誓不再隶于满清治下”（注：古哀洲后死者（林绍光）：《自立会人物考》，1913年北京排印本；又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2期。），流亡日本，受到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思想影响，他之赴湘、鄂联合会党，也为孙中山所委派。当他看到康有为“勤王”信函极为不满，也是很自然的。他对孙中山的友谊一直很深，直到后来决意出家为僧，“萍踪浪迹，随遇而安，不复再预人间事”时，还致函平山周：“勿轻信人”（注：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见《革命逸史》初集。）。
        这里，还可举出这样的例证，小田切将《诡谋直记》寄交日本外务省前不久，还将康有为的《奉诏求救书》寄交日本。在《奉诏求救书》的后面附录光绪皇帝的两次“密诏”。第一道“密诏”有“妥速筹商，密筹封奏”的话语，“密语”是交由杨锐带出的，这里却说：“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及诸同志”，变成写给康有为的了（后来，在《保救大清皇帝序例》中更作：“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与诸同志”表示“奉诏”。第二道“密诏”中又把“出外求救”改为“出外国求救，标明“求救”。把两道“密诏”成为“奉诏求救”张本。后面还附上谭嗣同的“绝笔敬上”。按“密诏”发出之时，毕永年在北京，谭嗣同有无“八月初十日狱中绝笔”，毕永年事后也或有所闻。《奉诏求救书》是明治三十一年，即1898年12月21日小田切由上海寄交日本外务省的（注：见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后之崩御袁世凯免官》，用“在上海中国总领事馆”笺纸，系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于明治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所上，机密第69号，编号491222-491228、编号491183-491221，附于《康有为事实》之后（《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39-742页曾辑录，但有误）；编号491183-491221。）。值得注意的是，《奉诏求救书》和《诡谋直记》都是用“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的笺纸，它又上于送交《诡谋直记》之前一个半月。当小田切送交外务省时，还有一份专门辱骂康有为的《康有为事实》（注：见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后之崩御袁世凯免官》，用“在上海中国总领事馆”笺纸，系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于明治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所上，机密第69号，编号491222-491228、编号491183-491221，附于《康有为事实》之后（《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39-742页曾辑录，但有误）；编号491183-491221。），平山周会将《诡谋直记》交给小田切，小田切将《奉诏求救书》、《康有为事实》告诉平山周以至传入毕永年之耳，也不是没有可能。
        由上可知，毕永年是在由日返国时将《诡谋直记》告诉同行的平山周，经平山周交付小田切。小田切于1899年2月8日寄交日本外务省。这时，毕永年遵孙中山之嘱，来华联系会党，对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已含有不满了。《诡谋直记》来源有据，是具有史料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