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谭等”，误，夜访袁世凯，只有谭嗣同，王照没有亲历，故误记。政变发生，王照逃亡日本与“康、梁同逃共居”，访问过大隈内阁文相犬养毅，如今日本冈山县乡土文化财团还藏有康有为、梁启超、毕永年、王照等的笔谈（注：见拙撰《乘桴新获》399-40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他们还共同具名致函伊藤博文、林权助以及大隈重信。在《致伊藤博文、林权助信》中，历言光绪“圣德”：“览奏章每日动十数万言，每隔数日，必亲诣颐和园女后前请安，或在瀛秀门跪迎跪送，此岂有病之人所能耶？”“望与英、法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或致书总署，揭破其欲弑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注：梁启超、王照：《致伊藤博文、林权助》，见《见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八《外国人书简》七八，发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明治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收入拙撰《乘桴新获》第640-642页。）。《致大隈重信书》洋洋数千言，以为慈禧和后党“一意求俄人保护，甘心为奴隶，但求北京之无事，颐和园之安全，虽尽割全国之膏腴，尽弃全国之利益，亦所不惜”，而“我皇上之英明仁厚，真旷古所罕有”，“盖二十年来腐朽之政府，皆西后所造成，而外人不知者，以为一切政策，出于皇上，故其恶名嫁于皇上，此实不白之奇冤也”。“大患既迫于外，则亦不能不借支邦之力以抵御之，此启超所以不能不为奏庭之哭，呼将伯之助，而深有望于同州同文同种之大日本也”（注：梁启超、王照：《致大隈重信书》见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十四年政变之袁世凯之免官》中《清人梁启超、王照，大隈伯上书之井志贺参与官卜梁启超卜，笔谈》编号500282-500309共十八叶，手迹，另附日文译本，《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卷第一册第698-705页曾辑入，但有误，收入《乘桴新获》第642-648页。）。
        这两封信，前者发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后者写于九月十二日，相差一个月，都由梁启超、王照共同署名，可知他们政变发生逃亡日本后，至少在九月十二日前同在一起，共同奔走，鼓吹“勤王求救”。“围园”之事，也可能隐有所闻。
        那么，“围园”之谋既有所议，康、梁为何后来要讳言其事，避而不谈呢？康、梁这时竭力从事“去外国求救”、“奉诏求救”，为了表示“奉诏”，把光绪的密诏改易；为了“去外国求救”，所以在日本运动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犬养毅，此后还奔赴英国。梁启超、王照在《致大隈重信》书中，分析“此次政变之原因，约有四端：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英与露之争。然要而论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故综此四端，实为帝、后两派而已”。
        他将政变归结为“帝、后两派”之争，从而在《清议报》上除发表《论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注：见《清议报》第一册“本馆论说”，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等论文和该报首先登载的《戊戌政变记》上指斥慈禧外，又在《戊戌政变记》中列上《光绪圣德记》专章（注：见《清议报》第九册、第十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二月二十一日出版。），列了十五项“圣德”，即“上舍位忘身而变法”、“新政皆无人辅佐而独断”、“群僚士民皆许上书”、“豁达大度”、“日昃新政”、“求才若渴”、“破格用人”、“明罚敕法”、“用人不惑”、“从善如流”、“俭德谨行”、“好学强记”、“养晦潜藏”、“特善外交”、“爱民忘位”。“围园”，岂非有损光绪“圣德”。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以子攻母”，是大逆不道的，尽管他们过去确有此议，如今却只能讳言其事。况且，他们在政变危急时并没有告诉光绪。“围园”如果公开承认，那将变成康有为等改良派“发动”政变而不是慈禧发动了，又怎能再“去外国求救”。因此，“围园”当时虽确有此谋，康、梁却只能支吾其辞，讳而不谈。
        四
        毕永年究竟是什么时候写《诡谋直记》的？是戊戌当时的日记，还是后来的追述？如果是后来的追述，是否还有史料价值。
        过去在阅读《诡谋直记》时，对毕永年在《直记》中自称为“仆”，有过怀疑，如他在七月二十九日记康有为以“平山周乃孙党也，且责仆不应并约四人”。八月初一日记“康即赴身命仆随往其室”。“仆曰：‘仆一人在袁幕中”。初二日记：“仆曰：‘非拖泥带水也，先生欲用我，须与我言明办法”，“仆乃将日中与广仁所言告康”。初三日记，“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初四日记：“仆不愿同罹斯难，请即辞出南海馆而寓他处”。初五日记：“天甫明，仆即往南海馆探之”。差不多每天的自称都用“仆”，文中有时有“我”，为什么又屡屡自称为“仆”，这在一般日记中似难见到，倒像是专门写给别人看的。
        最近看到房德邻同志的《维新派“围园”密谋》考，他经过认真考虑用较大的篇幅考核了“《诡谋直记》将维新派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推前到八月初一日以前，这与当时的形势和维新派的活动不相符合，康有为等兵围颐和园的密谋实出于八月初三日紧急无待之时”。房同志的结论是很有见地的，如果是当时的“直记”，又为何将时日误系？所以房同志说：“从《诡谋直记》的内容看，它可能写于戊戌变法后毕永年与康有为等发生分歧之时”。
        《诡谋直记》写于“戊戌变法后”，是否它就没有史料价值呢？不是。评价某一史料的价值，不能单看它是“追述”还是当时日记，而是看它是否提供了史料，这些史料是否有参考价值。如上述袁世凯的《戊戌日记》直到1926年才由《申报》连载，说是“得自苏州张仲仁（一）者，距离戊戌二十九年，能说是袁世凯当时所记后来又不修缮吗？有的日记即使是当时所记，后来又因政治上或其他原因略作修缮，如《翁文恭公日记》在政变后把对谭嗣同的评价由原来的“杰出”改为“桀傲”。这都没有影响《日记》的史料价值。只是在阅读之际，多予饾饤，以便发覆，而明真相。
        《诡谋直记》来源有据，记有“围园”的具体事迹，是具有史料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