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达赖出生于1876年，1895年亲政，在任期间，曾两度出走，第一次是出走外蒙古（当时还是我国版图的一部分），第二次是出走印度。笔者探讨的是前者，它发生在光绪末年（光绪三十年至宣统元年：1904-1909年），正值清朝政府濒临灭亡之际。此次出走，他曾到过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去过山西五台山，也到过北京。作为西藏地方的最高政教首领，十三世达赖此次出走，在我国与西藏地方近代史与近代关系史上，是一件大事，值得认真、深入地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涉及藏、汉、英、俄等多种文字的史料，其中，藏、汉文史料无疑是最基本的，且两者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并有极大的互补价值。笔者还注意到，1998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丹珠昂奔主编的《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对这一事件的记述，是较为详细的。而该著所依据的主要是藏文史料，使用的主要是藏历纪年系统，结果导致：第一，在进一步研究中必然会遇到日期换算上的困难，甚至容易造成时间概念上的混乱；第二，未能吸收汉文史料中保存下来的一些重要史实。因此，本文拟以汉文史料为主，以我国阴历（同时转换成相应的公历）为主，并且吸收《年谱》所保留的部分史实，重修该事件的年谱。另外，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牙含章编著的《达赖喇嘛传》（以下简称《喇嘛传》），对十三世达赖这一出走事件也有简略记述，但在个别史实的认定上，却存在一定问题，本文也就此予以订正。
        一、本文所依据的主要的汉文史料
        本文所依据的主要的汉文史料有光绪帝当年下达的关于这一事件的谕旨、亲自批阅的奏折以及清实录，这些资料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此不再赘述。此外，还有两份被学界所忽视的汉文史料，这就是《朔漠纪程》与《游蒙日记》。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十八日，清政府派遣蒙古族御前大臣博迪苏、满族内阁学士达寿等人，赴喀尔喀“考察蒙古游牧事宜”，此行真实目的是“宣慰”出走后长期未归的达赖。博、寿二人于当年四月十三日从北京动身，闰4月25日在咱雅班第达寻遇达赖，与其相会凡9次，完成使命后于六月二十九日返回北京，历时百余日。《朔漠纪程》（以下简称《纪程》）便是博迪苏此次纪行之作。书中对“沿途程站距离，风物见闻”，均有记述，尤其重要的是，书中记述了有关达赖在外活动的所见所闻情况，对此，吴丰培评价道：“《达赖喇嘛传》素称记达赖喇嘛十三世最为详备，尚不及此。”[1]书后还附有博迪苏、达寿与魏震（随行之商部通艺司员外郎）三人的唱和诗多首，可视为《纪程》的补充。书前另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郭进修序。此书刊刻情况不明，现有经吴丰培整理，1990年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所收录之版本。
        当年，在博迪苏的行旅之中，还有一位担当着重要军事任务的以州判而任统带者李廷玉，这是一位颇“有古任侠风，讲求有用之学，于边防军略，尤刻意研究”[2]（赵毓煊序）的人才，也是此行人中事关落实“达赖果不归藏，即便宜行事之谕”[2]（自序）的重要人物。作为博迪苏的重要随员，他利用活动相对自由的机会，广泛接触达赖身边的人，其中包括俄属布里亚特侍卫，掌握情况较多，因此，所著《游蒙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就比《纪程》提供了更多的有关达赖在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活动情况。吴丰培也讲此书“行程虽同，而记事更为详备。凡人情之迷信，风俗之古陋，台站之疲敝，土宜物产之良窳，山川形势之险要，各地庙宇之宏敞，蒙古生活之艰苦，与夫历年治蒙政策之得失，尤以防范沙俄窥窬，三至意焉。对于各地市区的布置，贸易商业物价及矿藏等，无不述及。……惟对于达赖颇多微词，……未必尽当。乃当时相见之人，观察他的行动，似仍不无可取。又描写他的体态、手段、行动、供给、行踪等，较为真实，以目击之谈，乃属第一手资料”[2]（吴跋）。《日记》大概有民国二年铅印版本一种，中有那彦图和赵毓煊序言2篇、自序1篇。1990年，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收有吴丰培整理版本，内中附有吴氏跋文1篇。
        二、十三世达赖出走外蒙古事件年谱
        十三世达赖是英军第二次侵藏进入拉萨前夕出走蒙古的。
        清朝末年，我国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藏遂成了外国殖民势力的侵略目标，尤其是成了已占有中亚和南亚大片地区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所觊觎的对象。早在十三世达赖亲政之前，英人就有过入藏的举动，两度（1880、1885年）受阻后，终于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悍然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迫使清朝政府与之签订了《藏印条约》（光绪十六年：1890年）和《藏印续约》（光绪十九年：1893年），取得了在西藏亚东开关通商的特权，以及自由进入或再度入侵藏地的国际法依据。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1903年12月12日），英军不满足于已有的侵略权益，又以迫使西藏地方政府配合“勘界”为名，越过哲拉普列界岭，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西藏军民虽进行了英勇抵抗，但终未阻挡住英军的前进。十一月三日（12月21日），英军占领帕里，第二年（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1904年4月10日）占领江孜，六月二十二日（8月3日），进入拉萨，七月二十七日（9月6日）在布达拉宫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之后，英军于八月十四日（9月23日）撤出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