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日（24），行抵直隶阜平县境，达赖入京一事遂交割由直隶方面负责[7]（P911-912）。本日，光绪帝下旨给理藩院和侍卫处，传谕博迪苏到保定劳问达赖[6]（第768条）。
        九月初五（？9月29日），达赖抵京。
        按：据有关事先安排，达赖进京后由“巡警队护送至黄寺。……达赖进抵之日，皇太后、皇上赏给鞍马、尺头、银两等件”[4]（P1481）。又据寿耆等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五奏折：“窃据达赖喇嘛声称：达赖喇嘛蒙恩饬令来京，不胜感激之至。今甫到京，仰蒙天恩颁赏马四匹，银一万两，绸缎四十八匹，暨扎萨克喇嘛等银、绸各赏，跪领之下，感荷尤深。”[4]（P1483）从赏赐之物与先前安排完全吻合这一点看，如果此奏折即系达赖抵京之日所上，则其进京日为九月初五无疑。
        二十日（10月14日，《年谱》日期与之同，月份差后一整月），慈禧与光绪皇帝分别在仁寿殿接见达赖喇嘛[4]（P1483-1484）。
        按：十三世达赖进京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清廷为满足他这一愿望，原安排他十二日觐见：九月初五谕称，“达赖喇嘛著于十二日巳初在仁寿殿觐见”，九月初九又改期：“九月十二日达赖喇嘛陛见，著听候另行改期，再为传知”，直到十四日，才最后确定于二十日这一天：“达赖喇嘛著于九月二十日巳刻在仁寿殿觐见。”[6]（第787、801、827条）
        十月初六（？10月30日，《年谱》日期与之同，月份差后一整月）。按原计划，光绪帝在紫光阁为达赖等设宴[4]（P1484-1486）。
        按：现有汉文史料未见光绪帝为达赖设宴的更多的记载，但据《年谱》，8月20日，达赖在“仁寿殿觐见慈禧太后，……，休息片刻，再到仁寿殿觐见光绪皇帝”。“（9月）6日，皇帝和皇太后在中南海宴请（达赖）”[3]（P386）。显然，设宴一事基本上已按原计划落实，只是在时间上，是否按原计划进行，还没有汉文史料证实。
        初十（11月3日），清廷为达赖上“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封号：本日内阁奉谕旨：“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颐皇太后懿旨，达赖喇嘛上月来京陛见，本日率徒祝嘏，备抒悃忱，殊堪嘉尚，允宜特加封号，以昭优异。达赖喇嘛业经循照从前旧制，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兹特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达赖受封后，即著仍回西藏。……到藏以后，务当恪遵主国之典章，奉扬中朝之信义，并化导番众，谨守法度，习为善良。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期使疆域永保治安，僧俗悉除畛域，以无负朝廷护持黄教，绥靖边陲之至意。”[4]（P1487）
        按：十三世达赖亲政前后，与驻藏大臣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和谐，他曾多次寻求越过驻藏大臣与清朝中央政府建立直接的联系。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十六日，达赖等西藏地方官员曾让八世哲布尊丹巴等向理藩院汇报英国侵藏情况，并由该院都统昆冈具折上奏，在所附达赖给哲布尊丹巴的咨文中，达赖曾请求：“伏乞天恩，嗣后如遇紧要事件及调兵等情，请由达赖喇嘛径报理藩院求为代奏。”（注：见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类似请求，达赖在出走期间，也曾提出过两次，一次是在咱雅班第达向御前大臣博迪苏提出的（注：达赖讲：“先年藏中行文，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会同钤用印文，自达赖第十世时，驻藏大臣琦善来藏，始自行钤印行文，喇嘛无从与闻，可否奏请规复旧制。”见《朔漠纪程》。），另一次是在京觐见皇帝时亲自提出的[5]（P216），因此，才有上引谕旨中“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一语。不过，《年谱》所记却与此有出入：皇帝皇太后颁发敕书：“西藏一切重要大事，达赖喇嘛自己可向朝廷上奏，也可由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联合上奏。”这里也提到了关于“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封号一事[3]（P386）。
        二十六日（19日），军机处奉旨：著达赖于二十七日巳刻叩谒慈禧、光绪皇帝的“梓宫”[4]（P1487）。
        十一月初九（12月2日），宣统皇帝登基大典，达赖呈进贡物。
        按：达赖在京期间，逢宣统皇帝的登基大典，便请理藩院为之代奏，要“亲诣朝贺叩见”，并呈进贡物，理藩院则以“朝贺大典，喇嘛向不入班”，未敢擅拟，请示钦定。结果，本日，军机处传出谕旨称：达赖“毋庸朝贺，准其呈进贡品，著理藩部查照成案酌给赏项”[4]（P1488-1489）。然而，《年谱》却称：“（10月）9日，应邀参加宣统皇帝的登基大典。”[3]（P387）
        初十（3日），军机处传交理藩部谕旨称：“本日贵部代奏达赖喇嘛藏中奏事权限一折，奉旨：著理藩部查明该达赖喇嘛所称依照陈例，事在何年，有无案据，详细具奏，候旨核夺。”[4]（P1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