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件记事，丹珠昂奔《年谱》所记日期同，月份却提前整整一个月，如谓：1905年“7月17日，……（达赖）行辕准备离开大库伦。……为前来送行的钦差大臣和其他人员摩顶加持”[3]（P377-378）。牙含章《喇嘛传》则谓达赖迟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4月才“由库伦起程”[3]（P210）。两著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在日期上，还在达赖是否在库伦度过两个冬天这个问题上，《喇嘛传》显然这样认为，因为它还讲：“1905年一年的时间，达赖在外蒙古首府库伦消磨过去。”[3]（P209）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年谱》则与汉文史料记载相同，讲达赖此行离开库伦后，便再未返回，因此，只在库伦度过了光绪三十年的冬天（这一点注意下文内容便知）。
        光绪三十二年（火马年，1906年）
        二月二十七日（3月21日），达赖离开代青王旗[7]（P845）。三月七日（3月31日），达赖行抵三音诺颜部落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地方（注：延祉等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奏折称：“据委员蒙古五品官车林彭楚克禀称，达赖喇嘛于三月初七日行抵三音诺彦部落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地方暂住。”见《光绪朝硃批奏折》，第116辑，第864页。另有“三月初六”说，如奎焕于当年四月初三奏折中称：“兹据委员普林等禀称，达赖喇嘛带领从人于二月二十七日由图盟代臣王旗起程，三月初六日业已行抵三盟咂雅班第达胡图克图游牧。”见《光绪朝硃批奏折》，第116辑，第847页。又《朔漠纪程》也称：“查达赖自本年（光绪三十二年，引者）三月初七日来咱雅班第达库伦。”本文采延祉说。）。
        四月初一（4月24日），达赖上书请仍以乾隆五十九年鄂博为界除亚东外不准通商[4]（P1474）。
        闰四月二十五日（6月16日，《喇嘛传》日期同，月份差后一整月），博迪苏、达寿等在咱雅班第达寻遇达赖。牙含章《喇嘛传》也有一段记述：“四月二十五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又派了大臣郭左、理藩院衙门大臣、笔帖式、汉蒙‘红浦’二人，前来杂渊寺看视达赖。”[5]（P210）应与汉文史料所记属于同一件事，但在人名上却颇让人费解，这正是藏文史料类似记事中的一个特征。
        五月十一日（7月2日）本日，乌里雅苏台将军奎焕奏折中称达赖拟改道分行，其本人不由原路返藏。“旋准达赖咨开，现拟由咂雅库伦带领沙毕人等取道三音诺彦、巴勒丹等处出境，入额济纳旧吐尔扈特贝勒旗，径赴棍布木，经青海返回图伯特藏地”[7]（P850）。
        二十日（7月11日），库伦办事大臣延祉派遣护送人员返回交差，达赖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所派人员护送。关于此事中的原委，延祉奏折中称：“兹查，该委员带同委笔帖式等，自上年八月间由库伦护送达赖喇嘛起程，迄今已逾十一月之久，于一切差使毫无贻误，惟既准乌里雅苏台将军咨开，达赖喇嘛与该委员冰炭不容，恐滋事端，自系为慎重地方起见，应将该委员车林彭楚克等撤回，已于五月二十日回库伦销差。”[7]（P858）
        二十七日（7月18日，《年谱》与之同），达赖离开咱雅班第达。
        六月初一（7月21日），行抵三音诺彦旗。
        七月初七（8月26日，《年谱》与之同）离开三音诺彦旗。
        二十二日（9月10日），出草原。
        二十五日（9月13日），行抵吐尔扈特贝勒府。乌里雅苏台将军所派护送人员撤回，达赖改由陕甘总督方面护送。对于上述行程及相关事务，奎焕奏折中称：“兹据各委员禀称，达赖于五月二十七日由咂雅班第达胡图克图库伦起程，六月初一日行抵三音诺彦旗，七月初七日由该王旗西进，二十二日已出三盟交界，因该额济纳旧吐尔扈特预备未齐，复督饬本属驼马尽力再送三站，直抵该吐旗贝勒库伦，始行交代返回。并准钦派照料大臣内阁学士达寿咨函交称，……于七月二十五日进抵吐尔扈特贝勒府第。……自吐尔扈特迤西，应备一切，该陕甘总督自当妥为安置。”[7]（P862）
        九月（10月18日至11月15日）
        按：从吐尔扈特贝勒府至塔尔寺这一段，现有汉文史料记焉不详，只知达赖是经甘州（今张掖）、平番（今永登）、兰州，于九月间到达西宁，然后驻进塔尔寺的。如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11月8日），军机处致驻藏大臣张荫棠电中称：“据达侍郎来电，顷与达赖晤面，据称在甘州休息三日前赴西宁，到彼住月余，由柴达木入藏。”[4]（P1475）又，陕甘总督升允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奏折：“窃查，达赖喇嘛于去年九月间来至西宁，驻锡塔尔寺。”[7]（P886）再据《年谱》，我们得知达赖此行也曾路过永登、兰州[3]（P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