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史料所见光绪末年十三世达赖出走事件之年谱(3)
十一月初六(12月12日),西宁办事大臣延祉与达赖在库伦相见,将清廷的赏赐之物交给达赖。据延祉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十奏折,他于10月2日起程前往库伦,抵达后,将清廷赏给达赖的“黄蟒袍料”制成“皮袍”,在给达赖的赏赐之物中(其中有6千两银子)就有此一件无疑[7](P795)。 关于这一日发生的事情,《年谱》的记载是:11月2日,“皇帝和皇太后特派一位钦差大臣前来看望,……带着织有9个彩云盘龙图案的名贵黄缎僧衣和各种礼品以及颂扬册封敕文前来看望。在甘丹大乘寺的日光殿,接受皇帝赏赐后,面朝北京方向行九叩礼”。又载:12月24日,达赖在写给拉萨的甘丹赤巴的信中,讲他抵库伦后,“皇上和皇太后特派一位钦差大臣前来问候,同时还恩赐给满族服装1套和10匹绸缎及6千两银子”[7](P375-376)。从这一时期前后,未见清廷另派其他重要官员到库伦,以及代赐之物看,这里所言钦差大臣显然是指延祉。延祉同一日奏折中,还向清廷汇报了达赖有意在库伦自行建寺,留僧念经,以及要求在库伦过冬等事。 光绪三十一年(木蛇年,1905年) 四月二十五日(5月28日),清廷本来一再催促达赖反藏,该日因病却不得不让他暂缓行程,即:“该达赖喇嘛现在患病,著即传知安心调理,一俟就痊,即行启程”[4](P1470)。 按:达赖在库伦停留期间,在三件事上令他较为被动,一件是在与清廷协商何时返藏问题上颇费周折,一件是在与俄属布哩雅特蒙古人的关系上他有通俄之嫌,另一件就是他与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喀尔喀蒙古上层之间的矛盾。延祉在光绪三十一年四月的一份奏折中,集中地反映了这些情况,如:“奴才到库伦后,往见达赖喇嘛,……问其行期,则乞恩过冬,偕赴西宁,则乞恩回藏,及至恩准,并蒙赏驿,则又请缓至秋日,仍由来路折回”。又:达赖“初到库伦之日,已有布哩雅特约其赴俄之谣。近来磕头者益众,而布里雅特十居七八”。再:“至于达赖喇嘛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前因请盖庙宇,嫌隙已生,今正复因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入庙拈香,其徒见达赖喇嘛床座当路,赶紧挪移,仓促之间,致将床褥掀翻,床围挂破。旋准达赖喇嘛咨控前来,并牵及妇女等事,请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奏销名号,由该喇嘛另行掣瓶请补。……现时四盟之王公、贝勒、盟长、将军、参赞等官,大半仍在库伦居住,有时来见,谈及达赖喇嘛,语多不平,是与达赖喇嘛不合,又不止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已也”[7](P813-814)。《日记》亦载:“(库伦)所属喇嘛甚多,以活佛哲布尊丹巴为首领。……前达赖喇嘛驻库,蒙人供给多厚达赖,渐疏哲布尊丹巴,渠乃与达赖为难,凡酿事端。” 关于达赖与布哩雅特蒙古人的关系,这里还要多说一点。众所周知,在达赖身边有一位布哩雅特人,他就是多尔日耶夫,藏名叫罗桑阿旺·德尔智,为辅佐达赖学经的十名侍读之一,也是达赖与俄国之间的一位联络使者。据有关研究,当英国加紧侵略我国西藏之际,德尔智也展开了策动西藏地方政府“联俄”的外交活动。1898年以后,他曾多次带领“西藏代表团”秘密访俄[9](P133-147)。荣赫鹏在《英国侵略西藏史》一书中说:“余得地方消息,达赖今已出走八站之遥,同行者有布里雅特人德尔智氏,此人实为藏方祸首。”[5](P207)《日记》讲,为达赖“赞画一切者为俄人”,这个俄人显然就是指的德尔智。据说,达赖出走期间,他于1906和1909年曾两度率“西藏代表团”访俄。由于他的活动,1905年6月14日俄新任驻华公使还于库伦拜会了达赖喇嘛[9](P140-143)。 二十八日(5月31日),驻藏大臣有泰奏达赖之兄公爵顿珠夺吉等申请赴蒙古照料达赖及已为其颁发路照一事[4](P1470)。 按:牙含章《喇嘛传》说这一行人于12月14日抵达库伦,见到了达赖[4](P210)。但是,据《年谱》,达赖之兄却因病于半途中断行程,因为,从12月15日达赖在致其兄的信中我们得知:他们确“于4月3日离开拉萨。……(但)行进中途,因脚腿橡皮症日趋严重,孜恰夏日巴的橡皮症也复发”,而未能抵达目的地,只是让同行人捎去了给达赖的信,后者看信后,遂复信嘱其在“湟源安心调理”,会晤之事(地)日后再定[4](P378-379)。所以,《喇嘛传》讲这一行人于12月14日见到达赖为真[3](P378),但却不知已不包括其兄,并且,此时,达赖已不在库伦,库伦相见之说遂亦不成立。 五月二十九日(7月1日),驻藏大臣有泰奏开复达赖喇嘛名号折,光绪帝原则上似已同意,因此,在奏折上批道:“著俟达赖喇嘛由库伦起程后,再降谕旨。”[4](P1471-1472) 七月初二(8月1日),延祉补授库伦办事大臣全权处理达赖返藏事务。 八月十七日(9月15日,《年谱》此后几处较重要记事,日期与汉文史料同,月份差后一整月),达赖从库伦启程。据延祉等奏折称:“达赖喇嘛拟定于八月十七日由库伦起程从西宁回藏,”安排“车林绷楚克等沿途妥为护送,勿稍疏懈,已于是日一同启行”[7](P829)。反映这一事件的史料还有《日记》:达赖“与该处(指库伦,引者)活佛哲布尊丹巴不睦,于三十一年八月中旬移驻代青王旗”。书中自序还讲,代青王杭达多尔济曾“只身赴库为达赖磕头,赉品物甚丰”,所以竟将达赖“诱赴代青王旗”。又:光绪帝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给军机处谕旨:“电悉。据称达赖喇嘛欲在代臣王旗小住。”[10](卷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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