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判断一份日记的史料价值，主要看记录的事迹是否真实，如果记录的事实为其他书籍所失载或违避，日记却能有所反映，而反映的又较可信，那就史料价值较高了。
        从《诡谋直记》来说，它“直记”的“诡谋”，主要是政变前夕改良派的“围园密谋”。
        “围园密谋”，过去不是没有记载，只是记述简略，未详真实。如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宣布康有为罪状的“上谕”中说：
        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阴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隐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三七第四页。）。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载八月初三晚谭嗣同到法华寺劝袁“勤王”，请：
        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注：袁世凯：《戊戌日记》，见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第一册第550-551页。）。
        袁世凯所记，虽与“上谕”有出入，但他们都提到“围园密谋”。
        至于参加“密谋”的康、梁，虽然此后讳言其事，但他们在政变不久还曾言之。如《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记：当他们接到光绪“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后，“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后来“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决行”（注：《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61页。）。
        梁启超在政变后出逃日本，夏历十一月十一日创办《清议报》，发表《戊戌政变记》。在第四册《谭嗣同传》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虽没有“围园”词句，但有这样的词句：谭“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至颐和园”，即至慈禧处，是以颐和园指慈禧的。谭嗣同还说：“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变也”（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五篇《谭嗣同传》，《清议报》第四册，光绪二十四年第十二月十一日出版。）。要“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当然要对颐和园下手。
        其实，“自兴中会以迄同盟会大小数十役，什九与闻其事”，民国成立后，出长临时稽勋局的冯自由也曾谈到“围园”。他说毕永年入京后，“嗣同引见康有为，有为方交欢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有兵围颐和园，擒杀清西后之阴谋，以司令艰于人选，知永年为会党好手，遂欲委以重任，使领兵围园，便宜行事”（注：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见《革命逸史》初集。）。提到“围园”，所言与《诡谋直记》略同。
        再则，政变后流亡日本，和康、梁有联系的王熙，也提到“围园”，并为《梁任公年谱长编》所引，加以评语：
        围禁颐和园的事，南海和先生（按指梁启超--引者）都否认其事，惟王小航先生言之凿凿。按王氏是当时新党之一，与南海是同年，交极厚，所以他说的话应当是靠得住的，现在把他那段批注抄录在下面：“围禁慈禧之谋，蓄之已久，南海因言用兵力夺权之计，余已再三面驳，故又令他人言之，以全颜面，然深信此诤友必不泄也。六日的政变是不是因为袁项城泄露了密谋才爆发的，现在还不能确定，同时假定是他泄露的话，他在京师泄露的，还是在天津泄露的，或是两处都泄露了，也不能说一定。不过我们据各种材料的研究，知道他在初三日便从谭复生的口里听到南海的全部计划，西后以初四日酉刻还宫，初五日德宗在召见袁氏以外，还延见日前总理大臣伊滕博文，袁氏以上午返津，当日晚事件爆发了（注：《梁任公年谱长编》：“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台湾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70页。）。
        王小航，即王照。王照除在上引《方家园杂泳纪事》的自注说到“围园”外，早在政变发生流亡日本时和犬养毅（木堂）的笔谈中即言其事：
        另谕康有为只令其逮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而梁启超、谭嗣同于初三夜往见袁，劝其围太后，袁不允，非不忠于其君也，力不足也。而梁、谭等书生不知兵事之难，反谓袁不忠，彼等令袁围太后之语，皇上亦不知，以致有八月初六日之变。（注：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20日《史地周刊》，见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32-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