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受民族资本缫丝工业纷纷设立的推动，上海地区的蚕桑业也有长足发展，在近郊农村还颇具规模。嘉定县，“素不习蚕事，故出茧绝鲜。近年上海丝厂盛开，广收蚕茧，乡人始渐讲求，城西一地，市茧者年可得数百担”（注：民国《嘉定县续志》卷5，物产，1930年铅印本。）。上海县四乡，因“近来丝厂盛开，收买蚕茧，而育蚕者更盛”（注：民国《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1918年刻本。）。仅法华乡一地，“鲜茧出售动以数万计”（注：民国《法华乡志》卷3，土产，1922年刻本。）。随着工业的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给农村经济作物的扩种，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市郊农村相继出现一批蔬果专业产地。其生产无论是作物品种的选择，播种茬口的多寡，还是经营时间的长短，大体上都受商品价值规律的制约。宝山县农村，“菜圃之成熟，岁可七八次，灌溉施肥，工力虽倍，而潜滋易长，获利颇丰。凡垦熟之菜圃，地价视农田几倍之。邑城内外业此者甚多，各市乡近镇之四周亦属不少”（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农业。）。上海县农村的蔬菜品种中，“洋葱，外国种，近因销售甚广，民多种之”；土豆，“每亩收获少者三四十担，多者七八十担。吴淞江、蒲汇塘两岸间，种植甚富。近十余年来，为出口物之大宗”（注：民国《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市场需求的扩大，势必对蔬果及诸如花卉等特色农产品的生产，提出规模经营的要求。嘉定、宝山等县的经济作物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菜花、生菜向为南洋群岛及广东等省产品，始则试种，今则产量增加，并有专业蔬果者用汽车装运售供沪地之需要，其栽种花树出售或租供者亦渐增加”（注：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农业。）。市场的需求，还推动了上海地区农村的畜牧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宝山县续志》载：“邑境农家副产，以牛、羊、豕、鸡、鸭为多。大抵养牛以耕田戽水为目的，养羊、豕以肥料为目的，养鸡、鸭以产卵佐餐为目的，但得谓之家畜，非真从事于畜牧也。畜牧者以山场荒地为宜，以牲畜之产为营业。邑中虽乏相当地段，而风气所开，亦渐有设立场厂专营畜牧之利者。”辛亥革命后，在华侨回国投资热潮中，原籍福建的何拯华于1916年“留学毕业返国，在彭浦金二图内创设江南养鸡场，集股三万元，圈地二十七亩，仿德国鸡场式，建筑铁网鸡场及新式鸡舍百余间，余如牛棚、役室等设备颇周。畜鸡一万余头，洋种居多，平均统计每鸡一头终岁产卵一百六十枚”（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农业。）。如此的经营规模和成效，在同期开办的中国新式农垦企业中是名列前茅的（注：关于近代中国新式农垦企业，详可参阅戴鞍钢撰《近代中国新式农垦企业述略》，载《中国农史》1985年第2期。）。
        辛亥革命后，上海地区农村经济所发生的上述一系列变化，包括农产品商品化的明显提高、经济作物品种和数量的不断增多、纯商业性农牧经营的日渐扩大，都意味着把个体小农越来越多地拖离了自然经济的范畴，促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产和经营纳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这种变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有助于打破个体小农闭塞守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况，加深他们与市场的联系，也为城市经济和近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助力。这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推动。
        三
        辛亥革命对上海农村人们思想观念和民风习俗新旧嬗变的推动，也是明显的。
        民国创立前，受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上海地区农村很少有人参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活动，更谈不上组织政党。帝制的崩溃，使人们的思想大为解放，民主热情空前高涨。各县先后有一些政党团体的组建。1912年7月，王元增、黄守恒受同盟会本部苏州特派员孙润宇委派，在嘉定县组织中国同盟会嘉定分部，发展会员50余名。9月，同盟会嘉定分部与统一共和党嘉定分部合并，改组成国民党江苏支部嘉定分部，下设南翔、安亭、望仙桥、外冈、葛隆、娄塘、唐家行、曹王庙、戬浜桥、马陆、纪王庙、徐家行樊桥澄桥、方泰白荡六里桥、吴巷新庙14个事务所，共有党员420余名（注：杨于白主编：《嘉定县志》卷20，党派、群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0页。）。同年，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宝山县罗店镇设立分部，共有党员170余人，由孙启麟、范迪彝担任正副分部长（注：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首，党务记。）。也是在1912年，同盟会松江支部在松江县城内的陈化成祠设立，共有会员70余人；同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松江分部（注：何惠明等主编：《松江县志》卷4，党派、群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辛亥革命后，上海郊县的这些政党活动曾得到孙中山的鼓励。1912年12月26日，孙中山偕陈其美、戴季陶乘船溯黄浦江而上，到闵行、松江等处考察。下午2时，船抵松江，受到各界人士热情欢迎，国民党松江分部特为召开恳亲大会，孙中山在会上作了关于实业建设的演说。次日上午10时，孙中山一行到松江清华女校出席欢迎会，孙中山在演说时号召重视和发展女子教育（注：《民立报》1912年12月28日；《申报》1912年12月3日。）。惜好景不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形势逆转，特别是袁世凯大搞专制独裁、着手复辟帝制后，各县政党活动均遭禁锢。1913年11月，曾拥有14个事务所的国民党嘉定分部被迫解散（注：杨于白主编：《嘉定县志》卷20，党派、群团，第630页。）。此前，松江分部党务活动业已告停顿（注：何惠明等主编：《松江县志》卷4，党派、群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至洪宪称帝”，国民党宝山分部亦“无形解散”（注：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首，党务记。）。
        辛亥革命后，受共和制度建立的鼓舞，上海郊县一些地区推行的整顿吏治、禁止烟赌、清查户口、加强治安、普及教育、兴修水利、促进公益事业等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因主事者多为政治态度温和的地方士绅名流，得以在经历民国初年政局剧变后继续实施，并取得一定实效。宝山县是一个典型。滨江临海的宝山，清末以来，五方杂处，烟赌风行，盗匪出没，治安形势严峻，时有斗殴、凶杀事发。在钱淦的主持下，新设立的县政权三管齐下。其一，严禁烟赌。钱淦等人对原有的戒烟所重新规划、充实，并在各市乡公所推举禁烟专员，具体负责各个区域的禁烟事务，“严密纠查全境土膏”（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0，警务。）。同时，制订严禁烟赌的法规、细则，发布禁止烟赌的通令、布告，封闭烟馆、赌场。仅1912年发布的这类文件，就有27道（注：据《宝山共和杂志》第1至5期的“文牍”、“章程”两栏统计。）。违禁者一经揭发查实，即由司法机关惩处。钱淦特别要求全县官吏和各自治公所职员以及全体警员自觉遵守法规，一旦发现有烟赌行为，轻则撤职、开除，重则按律治罪。粗略统计《宝山共和杂志》的有关记载，1912年后的一年多内，因违反此项禁令而被处分的官吏、警员、议员、乡佐等不下14人；1912年1月至10月查明的吸毒者共3219人，扭送强制戒烟所经一段时间服药和教育，已经戒断者有153人（注：钱淦：《呈都督文》，《宝山共和杂志》第4期“文牍”，第9页。）。烟赌一时受到遏制。其二，清查户口。1912年，宝山进行较全面的户口调查，同时对游民、客民加以清理，对外来人口区分有无正当职业，是否滋事等情，分别处理。凡有正当职业又不滋事者，准予具结谋生，有的还给予优待；凡无业游民，则酌情资送回籍或遣返回籍和送交法办（注：《宝山共和杂志》第7期“章程”，第13-14页；“文牍”，第34、41-42、50页。）。其三，加强警政建设。光复之初，钱淦即在巡视各市乡时，“劝办民团以自卫地方”（注：《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纪事”，第4页。）。不久，北自城厢、盛桥、罗店，南至彭浦、江湾、闸北、殷行，组织了12个商团、民团，约有600人（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卷9，兵防。）。同时，又充实组建巡警。1912年1月闭会的临时县议会决议，仿照日本每800人设警1名的比例，要求全县应设巡警300余名，至少应暂设200名，并相应议决其经费额度及来源（注：钱淦：《议复筹备全邑巡警决议案》附件，《宝山共和杂志》第4期“文牍”，第58页。）。截至1914年2月，宝山大体维持128名警额，加上警长、警区区长等，共140名，另有司法警察10名。各市乡巡警白天站岗，晚上巡逻，主要的任务是缉查烟、赌、盗以及斗殴等滋扰治安的事件（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0，警务；《宝山共和杂志》第2期“表册”，第5-6页；第7期“文牍”，第43-44页。）。此外，对旧时民间诸多陋习，如巫术和有碍卫生的浮棺等，新政权也加以禁革，社会风气得以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