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在10年前的1989年11月9日倒塌后， 苏联集团随即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从华沙到布拉格，从维尔纽斯到莫斯科，自由化的浪潮来势汹汹，倾刻之间淹没了整个苏联、东欧地区。这种大动荡的局面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本文作者对这段历史的背景进行了深入调查，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走访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关键人物。以下是他撰写的有关苏联解体的秘史。
    一、雅鲁泽尔斯基的出牌
    （华沙，1989年1月16日……）
    在这个寒冷的星期一，波兰近10 年来的强者、 雅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将军，准备出一次假牌，来赌他国家的未来和整个苏联的欧洲部分的未来。这是波兰共产党的“议会”--中央委员会召开十届全会的第一天。会议在该党总部位于华沙市中心的一幢白色正方形大楼的6楼、即最高一层楼里秘密举行。在走廊里和在主席台上一样， 气氛极其紧张。自1981年闹事以来一直困扰着执政当局的问题，现已进入议事日程：该不该让团结工会合法化？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就要开始同瓦文萨（L.Walesa）及其工作班子进行艰苦的谈判：一下子进入后共产主义的未知领域。如果被否定的话，那么将是战时状态、镇压的继续：令人放心的墨守成规。
    雅鲁泽尔斯基想要争取一种肯定的回答；他作为团结工会的刽子手，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坚持这一主张：对于波兰共产党来说，使这个工会合法化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他的态度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改变呢？基什查克（Kiszczak）将军作为1981年至1989年的内务部长，曾对其主子的“意识形态的”转变步步紧跟。用“你”称呼雅鲁泽尔斯基的基什查克是共产党的一只猎鹰，他具有猎鹰的脸形、目光和冷酷无情的经历：在1968年8月，他是波兰军事情报部门的二号人物， 曾无情地参与了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在1981年12月，是他指挥警察对团结工会采取了行动。今天，他在其华沙的豪华别墅里，为波兰军政府的态度改变作解释说：“在80年代初，我们以为，我们依靠军队的纪律就能让商店的货架上塞满商品。只要把一些坦克停在街上，对那些反对派加以镇压，就能恢复秩序和重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我们当时完全错了！”
    1989年初，在将军们执政8年之后， 共产党的波兰处于混乱的边缘。国家信用即将破产：生产率直线下降，外债的负担超过了出口的收入。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失败是明显的：每天的命运总是在商店门前排队，而且还要使用定量配给的票证。相反地，战时状态根本没有解决。几年前难以想象的通货膨胀已经出现。由一些年轻工人领导的罢工此起彼伏，更难对付，这些年轻工人甚至都没有经历过1980年团结工会的鼎盛时期。激烈的冲突即将爆发。执政当局正在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基什查克从他的特工部门收到大量被列为“特殊处理”的报告，亦即绝密报告，让他提防发生总动乱的危险。怎么办？
    基什查克将军接着说：“我们本来可以再次采取1981年的行动：坦克上街，逮捕闹事者……这样做本身并不会使我为难。我们不用费很大的劲，就能使反对派保持沉默。但能维持多久，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不行，为了拯救波兰和……保住政权，必须改变策略。”
    怎么改变？在1988年的整个秋天期间，雅鲁泽尔斯基及其军政府对多种细节、方案与假设进行了精心研究。到了12月，他们的战略已经确定。基什查克详细地说：“那是一种波兰方式的社会契约：我们授予团结工会一点权利；作为交换，合法后的工会协助我们重新发动机器。”并让人们接受一些严厉的措施。“一点权利……”，“是的，在某些部里任职，进行一些社会谈判……我们还准备一到夏季就组织一些半自由的选举。我们当时对自己的方案很有把握。”
    很有把握吗？1989年1 月16 日的那个寒冷的上午， 中央委员会的200名委员远非那么心平气和。他们相继登上讲坛， 谴责雅鲁泽尔斯基是“胆大妄为的人”、“社会主义的叛徒”。他们不相信军政府的这种战略。他们感到担忧。基什查克将军通过其情报人员和电话窃听获悉，有一组代表在悄悄地制订一项禁止同团结工会进行任何谈判的法律。必须赶快行动。
    12点钟是休息时间。在走廊里，基什查克要求马上同他的朋友雅鲁泽尔斯基谈一次话。这位波兰国家元首叫他忠实的国防部长、西维茨基（Siwiki）将军过来和他们一起谈。在2 楼雅鲁泽尔斯基的小办公室里，基什查克揭露了“强硬派”的阴谋。脆弱的雅鲁泽尔斯基不胜其烦地说：“这次该结束了：不是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准备用辞职来作威胁。”基什查克讲道：“一种精神上的打击！这个主意实在高明：我们作为1981年12月13日的3位领导人，必须以撒手不管相威胁。 这种事在东方集团的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是一种讹诈、出牌。”这3 人要求“改革家”拉科夫斯基（Rakowski）总理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他表示同意。于是，达成了4人秘密协约，这个协约将改变整个历史的进程。
    将近下午5点，雅鲁泽尔斯基登上讲台，要求发言。他用几句话， 宣布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如果不投票通过这项有关团结工会的法律，他就辞职，基什查克、西维茨基和拉科夫斯基作为秩序的维护者，也将辞职。随后，他的3名忠实副手就跟着他离开了会场。 当时参加这次会议、并在此不久就率领一个共产党代表团同团结工会进行一系列谈判的雷科夫斯基（J.Reykowski）讲述了以下的情况：“一下子， 全场的与会者突然感到了恐惧--一种身体上的恐惧。从这200 人的脸上可以看出：‘我们失去了救星将怎么办？’雅鲁泽尔斯基赌赢了。”
    有关团结工会合法化的法律，很快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得到了通过。几天后，开始同瓦文萨进行谈判--即著名的圆桌会议。由基什查克将军领导的一系列谈判，后来在4月5日以签署一项使该工会合法化的协议和在6月份举行半自由的选举而告终。雅鲁泽尔斯基欣喜若狂， 因为他深信，在6月份较量结束时，他将收回赌注。 他在回忆录中坦率地讲到了他的假牌：根据那些协议，“反对派在国会中可拥有35%的席位，在参议院中可拥有无限数目的权责。这里关系到一个最大值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专家们’在那些信息学家的协助下，经过长时间计算和用各种方式进行模拟的结果。”最后这位将军承认：“因此我们当时坚信能保住政权……”换句话说，在1月16日那天， 这位波兰将军打开了共产党专政的潘朵拉盒子，因为确信能够把它重新关上。但是，波兰人民将要作出的决定并非如此。
    二、戈尔巴乔夫：“必须跟着一起干”
    （莫斯科，1989年8月22日……）
    克里姆林宫的那位享有特殊威信的主人会不会信守诺言，不再干预兄弟国家的内政，摈弃勃列日涅夫的说教？因为根据他的说教，苏联在“社会主义受到威胁”时，可以擅自进入布拉格或者华沙，到处进行干涉。几天前，戈尔巴乔夫在斯特拉斯堡，面对欧洲议会再次保证要结束这种“令人不可接受的”帝国的做法。过后不久，他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E.Chevardnadze）（注：谢瓦尔德纳泽现任格鲁吉亚总统。）曾在私下向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卿贝克（J.Baker ）解释过这种“新思维”的原因：“我们不能诉诸武力，因为这将意味着改革的终止。”--因而也就意味着戈尔巴乔夫的垮台。但是该不该相信这种良好的意愿？在1989年的夏末，谁也不能对此肯定。后来是在华沙，1989 年8月22日星期二那天，在一次电话秘密交谈的过程中，苏联的头号人物才使最后的疑团得以冰释。
    几个星期前，按照历史学家巴什科夫斯基（A.Paczkowski）的巧妙说法，波兰醒来时离雅鲁泽尔斯基的梦想相距甚远。6月4日，团结工会从第一轮选举起，就赢得了决定性的，令人难以预料的胜利，这使全世界感到震惊，使这位戴墨镜的将军陷入了绝望之中。写在文件上的任何东西都不是闹着玩的。共产党原先依靠其宣布战时状态以来的盟友、农民党的“民主党”选票还能保住政权，因为它曾轻率地在新国会中给予这两个党以一些席位。可是，这些小党就像随着历史风向而转动的风标一样，现已倒向了团结工会一边。于是，雅鲁泽尔斯基在8月19 日被迫任命了东欧40年来第一位非共产党的政府首脑：瓦文萨的亲信、马佐维耶茨基（T.Mazowiecki）。克里姆林宫将会放任不管吗？
    8月22日的那天，拉科夫斯基等候戈尔巴乔夫的电话已有10天了。 他辞去总理职务之后，被任命为波共第一书记。他曾要求会见克里姆林宫的这位主人：他究竟是想知道他的观点，他的忠告，还是他的命令？波兰共产党该不该接受这种新局面并且参加非共产党占多数的内阁？也许克里姆林宫会反对这样做？时间十分紧迫，因为按照宪法规定，这是参加内阁联盟的最后一天，以后将是政治上的走投无路。
    近中午时分，一位女秘书告诉拉科夫斯基从莫斯科与华沙之间的一条保密线路上打来一个紧急电话，这条高频线路是东方集团的高级官员互相通话的专线，并由克格勃掌管，以防西方国家窃听。拉科夫斯基松了一口气，拿起电话耳机并听到一个人用俄语问道：“喂，米耶齐斯拉夫（Mieczyslaw），发生了什么事？”戈尔巴乔夫以亲切的、几乎是同情的口气在问。他由于把精力集中于苏共内部的争吵，因此并未密切关注过波兰政局的突变。他想弄清楚为什么他的朋友雅鲁泽尔斯基的打财没有成功。拉科夫斯基尴尬地向他讲述了那些小党的背叛和对马佐维耶茨基的被迫任命。随后他等着克里姆林宫的这位主人作出决断。
    这位波兰前总理是一个神态开朗、满头白发的矮胖子。今天，他在自己的《德齐斯》（《Dzis》小杂志主编办公室里，回忆起那次历史性交谈的以下内容：“戈尔巴乔夫对我说：‘你知道，米耶齐斯拉夫，你应该顺应这种新的形势。你必须跟着一起干。’随后，他想起了我希望去莫斯科见他的事，又补充说：‘我认为这个时候不合适，人家会以为我干涉你们的事务。’”后苏联的弥撒已经做过。戈尔巴乔夫不会介入，他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会介入。
    8月20日， 罗马尼亚的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一听说对马佐维耶茨基的任命，就向华沙条约国的所有领导人发了一封私人信件。他恳求他们终止波兰的尝试--必要时，动用武力。拉科夫斯基同戈尔巴乔夫谈到了这封令人担忧的书信。他记得：“他用俄语把齐奥塞斯库臭骂了一顿，骂他疯了。他又说，这个罗马尼亚人也想逃命，并说，华沙条约组织当然不会动。”
    三、科尔对匈牙利人说：请相信我
    （波恩，1989年8月25日……）
    那天星期五上午，匈牙利政府的一架飞机降落在不引人注目的科隆-波恩的军用机场的跑道上。任何人都不会知道这架飞机的3 位乘客是谁。要完成这项使命，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项使命，又是这些人--匈牙利总理内梅特（Nemeth）、其外交部长霍恩（Horn）和匈牙利驻波恩大使霍瓦特（Horvath）--曾从事过的最微妙的使命。
    这3位高级官员立即被载上一架西德边防卫队的直升飞机。 方向是吉姆尼克（Gymnich）城堡，科尔总理在那儿等着他们。 就在这幢靠近波恩的秘密豪宅里，德国统一的进程即将开始启动，必然开始启动……
    自初夏以来，匈牙利政府不知如何解决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 在5月份，它打开了使奥地利同匈牙利隔开的铁幕，从此准许其公民去西方自由旅行。在整个东方集团，尤其是在东德，升起了一种巨大的希望。整个夏季，特拉邦（Trabant）络绎不绝的人流，东德的那些小车， 穿过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一直来到了同奥地利交界的边境线。很快就有几千人在那儿等候天堂大门的敞开。但是，布达佩斯不想违反华沙条约的神圣规定：不让兄弟国家的一些公民朝西方跑出去，除非得到他们政府的明确同意。然而，领导东德将近20年的老资格的斯大林主义者、昂纳克却认为，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这么回事。他甚至要匈牙利不管愿不愿意，都得把东德的逃亡者遣返东柏林。为了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意思，他三番五次地对匈牙利政府施加威胁。这两个“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已濒临破裂。
    匈牙利人作为“匈牙利式社会主义”的创造者，不希望在世人看来像是昂纳克的苦役犯的看守。在1989年的夏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意，因为他们像波兰人一样，已处于国家信用破产的边缘，他们非常需要使用坚挺外汇的信贷。要获得外汇信贷，他们不得不注意自己在西方面前的形象。
    如何走出困境？霍恩和内梅特在8月中旬，经过一夜未眠之后， 找到了解决办法。前者已花了整整24小时来处理东德的逃亡者问题。而后者则在苦苦思索解决金融危机的办法。一清早，他们困乏不堪地谈起各自令人精疲力尽的夜晚，这时他们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霍恩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载：我们可以同时解决两个问题--难民和破产问题。只要让科尔参与其事：从他那儿得到承诺，即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德国都会帮助匈牙利。
    次日，霍瓦特大使极其谨慎地同科尔总理的外交顾问特尔希克（ H.Teltschik）取得了联系。霍瓦特通知他，内梅特和霍恩有一封秘密建议书要递交给科尔。特尔希克告知主人，主人马上同意接见这几位匈牙利人，并要他的亲信安排这次会晤。他对这次会见的绝密性多次加以强调。除了科尔的2名助手之外，只有外交部长根舍（H.-D.Genscher）知道内情。后者心脏病发作刚复原，可是他仍然决定参加会议，因为他预感到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
    经过了一阵礼节性的寒喧之后，内梅特总理便向他的德国东道主就自己同东方集团的强硬派的关系作了一番可怕的描述：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胡萨克、齐奥塞斯库与昂纳克，是“一些被我们的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吓坏了的病人”。内梅特甚至说，如果匈牙利不把东德难民遣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担心他们会进行军事力量的打击，或者无论如何都会实行经济封锁。
    科尔着急了：匈牙利总理到底要怎么样？他会不会对那些斯大林主义者的强权屈服？听到后来，他松了口气。科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内梅特终于向我们宣布了这条救助消息：‘我们为东德公民开放边界……我们将让边界开放。’”这条措施将在9月初宣布。 这是在柏林墙上打开的第一个缺口。科尔写道：“我顿时热泪盈眶。”
    是否做过交易？这些匈牙利人有没有从他们的对话者那儿得到了一种经济上的补偿？特尔希克今天辟谣说：“1989年8月25日那天， 不存在任何财政上的秘密协议。这些匈牙利人当时只不过想知道，万一他们受到经济封锁，我们是否准备帮助他们。我们当然作出了肯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