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莫斯科呢？克里姆林宫对这样一种创举会有什么想法？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科尔在这3个匈牙利人走掉几个小时以后， 就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向他通报了布达佩斯的这一决定，并且等着答复。“他一开始就保持沉默，”科尔作证说，“后来他回答说：‘这些匈牙利人是些老实人’，就是这样一句话。”戈尔巴乔夫是否早已同意过霍恩和内梅特这样做？科尔对此深信不疑。戈尔巴乔夫的那些亲信，他们对此事已记不起来了。匈牙利的前外交部副部长科瓦克斯（L.Kovacs）敢肯定他预先向谢瓦尔德纳泽打过招呼。他在莱韦斯克（J.Lévesque ）的那本写得很好的、题为《1989年，帝国的终结》（法国大学出版社）的书中写道：“回答很简短，‘这是一件同匈牙利、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有关的事。’”
    从9月10日开始，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就像一些自由纵队似的， 经由匈牙利逃往联邦德国。而在2个月后，在街头闹事的压力下， 昂纳克的那些接班人也将决定开放两德之间的边界：在一个夜晚，即11月9 日的那个神奇的夜晚，象征着苏联在欧洲的压迫和德国分裂的守卫者的这堵墙倒塌了。后来不到1年时间，靠着德国人民、 戈尔巴乔夫以及科尔的金钱，德国才得到了统一。
    四、虚假的马丹·施米德之死
    （布拉格，1989年11月7日……）
    达尼佐维克（Danisovic ）中校在布拉格警察局的指挥室里坐立不安。时间是20点50分，他呆在公安部队司令部的地下室里已有4 个多小时了。离这儿几百米远，是旺塞斯拉什（Venceslas）广场， 那儿写下了捷克斯洛伐克历史的所有篇章，既有欢乐的篇章，也有悲惨的篇章。接连4个小时，他在仔细地观察着各个监控屏幕， 并用步话机听取现场人员的汇报，因为他们在跟踪自20年以来（自“布拉格之春”以来）最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
    警察与年轻人在民族大街上进行面对面的对峙，前者在阻挡后者涌入这个神话般的广场，这儿曾是所有反压迫集会的场所。而达尼佐维克中校请求上面下令已有1个多小时了。他曾找过内务部长、 首都的市长、党的领导人以及所有的人。他该不该放手让部下去镇压这场示威游行？每次请示，人家都对他生硬地回答：“你自己想法去应付，这是你的问题。”他不知该怎么做才好。他的决定将唤醒在斯大林信徒的统治下忍受了20年的捷克斯洛伐克。
    一开始，游行是合法的，甚至是由官方色彩很浓的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组织的。这次游行像往年一样，是为了纪念让·奥普莱塔尔（J. Opletal）烈士，他是1939年在布拉格的旺塞斯拉什广场举行反希特勒示威时被纳粹分子杀害的。但是，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学生领袖也号召青年们参加这次示威游行--不是为了纪念昨天的烈士，而是为了大声疾呼他们今天的绝望：他们愤怒地看到布拉格仍然处于专政之下，而柏林和华沙却获得了自由。
    根据传统做法，游行队伍是从医学院行进到那个著名的广场。可是，从夏天起，当局就怀疑所有通往捷克人的主保圣人、旺塞斯拉什雕像脚下的集会。在8月和10月，有些集会已经“蜕化变质”。 由于不能禁止反纳粹的示威游行，当局认为改变一下行进路线，把游行队伍带到远离市中心的南郊维泽拉德（Vysehrad）、即布拉格的拉雪兹神甫公墓，是谨慎的做法。
    到了下午6点，游行队伍应该解散的时候，25000名大学生仍然聚集在公墓里，有节奏地高呼：“把雅克什扔进垃圾箱去！”--雅克什（M.Jakes），即总理……接着， 有人提出沿着伏尔塔瓦河的滨河马路北上，一直行进到民族大街。方向：旺塞斯拉什广场。这支欢乐的、受到禁止的示威队伍开始出动了，每分钟都在扩大，沿途汇入了另一些大学生，还有许许多多的成年人。继华沙和柏林之后，布拉格终于造反了。
    经过2小时的凯旋式行进之后，5万人进入了民族大街。在两边的人行道上，在咖啡馆里，在阳台上，群众在一种令人难忘的欢乐气氛中，为这些温和的捣乱分子喝采。到了晚上8点，天又冷又黑， 潮水般的人群在5月（Maj）商店面前停了下来，因为有几道防暴警戒线拦住了马路，还有一批装甲车和一群狂吠乱叫的警犬作后盾。
    到了晚上8点50分，当达尼佐维克中校被一个名叫皮拉特（P. Pilate）的官员最后一次粗暴地打发回来时，双方对峙已经持续了45分钟以上。那些示威者决定继续留在那儿，相信他们不会遇到任何不虞之患，11月17日是不会出事的！
    有一个身材瘦长、引人注目的年轻人，名叫巴蒂斯卡（V.Bartushka），而今已成为《马拉阵线》（《Mala Fronta》）日报的名记者，他在那天晚上走在示威队伍的前头，是反对派大学生的一个主要头目。他解释警方在11月17日那天大概不会采取行动的原因说：“当时，我们公开纪念被纳粹分子杀害的一个大学生示威者。我们天真地认为，共产党人会尽量避免干出像法西斯分子那样的行径。”
    但在那天夜里，这些青年估计形势缺乏充分的资料。巴蒂斯卡解释道：“在8月份的各种集会受到禁止之后， 政治局已秘密地下令警方镇压一切‘反社会主义的’示威游行。”可是，这一情况，他在2 个月后，在天鹅绒式（喻外柔内刚）的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当他出席议会有关“11月17日事件”调查委员会时才发现。瓦克拉夫又说：“每次示威游行之后，达尼佐维中校总要受到责骂，骂他反应不够快，效率不够高。”瓦克拉夫后来还听说，在每次挨骂之后，达尼佐维克就把他的部队召集在一起，也对他们训斥一顿。
    因此那天晚上，各级警方从上到下，都想大打出手。尤其是那些头戴钢盔、待命已有50分钟的警察，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新兵，他们接连好几个月不准动手，更想出以重拳。有些人由甚至躁不安，因为处于戒备状态已有半个月了。
    于是，达尼佐维克独自一人作出了决定。他担心再一次干得不好，生怕自己反应太慢，过于畏首畏尾。到了20点50分，他对着所有的步话机吼道：“干吧！粉碎这场反社会主义的示威游行！”这种肆无忌惮的暴力行为是前所未闻的。一些妇女、儿童遭到了警棍的毒打。一些被推倒在马路上的年轻人和老年人，腹部和头上被脚乱踢。经过1 个小时的野蛮殴打之后，造成了600人受伤，其中有56人得了脑震荡， 而且还打死了一个叫施米德（M.Schmid）的家伙。不管怎样， 这是德拉兹卡 （Drazka）夫人证实的事，她说她曾亲眼看着他死去。谣言传得如此之快，以致于由受人尊敬的厄尔（P.Uhl ）领导的“持不同政见的”新闻社VIA重播了这条消息。 欧洲自由电台也播放了这名遭到共产主义杀害的大学生施米德之死。在布拉格，激起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几天后，人们才知道在11月17日那天无一人死亡。是捷克的情报部门在幕后操纵的吗？后来，接连好几个月，那些密探被指控为制造和散布了施米德之死的谣言，其目的是为了让现政权威信扫地，促使戈尔巴乔夫的追随者上台执政。如今，巴蒂斯卡和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明确表示：不存在什么阴谋，这条假消息产生于一个有谎语癖的女人的昏昧头脑。
    施米德并不存在；他的假死即将搞垮共产主义制度。翌日， 11 月18日，哈韦尔（V.Havel）的男秘书汉泽尔（V.Hanzel ）请他的主子返回拉德塞克（Hradecek）、即这位未来的捷克共和国总统的乡间别墅。哈韦尔作为异端派的象征，回到了布拉格。一场天鹅绒式的革命开始了。6月20日星期天10点， 他在靠近伏尔塔瓦河畔的自己那套宽敞的寓所里，把“77宪章”的15名主要领导人召集在一起开会。10年后仍是哈韦尔的秘书的汉泽尔，他对这个历史性会议回忆道：“恐惧已转向了另一方。我们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强者。一些声势浩大的反镇压的示威游行即将开始。必须赋予这类示威游行以一种确切的政治内容。于是，我们撰写了一份宣言。我们最初提出的要求相当低：内务部长辞职，释放囚犯……然后，我们随着示威游行的每天举行，逐日提高要价。”汉泽尔捋了捋胡须，笑道：“11月20日那天，我们的集体需要取个名字。哈韦尔想用某种类似于在东柏林领导革命的团体--‘新论坛’的名称。冯德拉（S.Vondra）建议用形容词‘公民的’。于是，‘公民论坛’就这样诞生了。”多亏哈韦尔策略上的嗅觉，“公民论坛”用了不到1 个月的时间，就让那些共产党员妥协了。后来在12月20日，这位剧作家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如今他还是总统。达尼佐维克中校因11月17日的镇压事件而在第一审中被判了刑，他仍在期待着自己的上诉能得到受理。
    五、兰茨贝吉斯：“美国人已表示同意”
    （维尔纽斯，1990年3月11日……）
    最终掌握了自己命运的那些“人民民主政体”，亦即自由风暴，犹如飞去来器，即将刮回其发源地苏联。而且，1990年3月11日那天， 红色帝国的最终解体就是从苏联最后兼并的地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开始的。尤其要感谢华盛顿的暗中活动。
    从这一年的年初起，立陶宛民族运动的首领、兰茨贝吉斯（V.Landsbergis）就同“自由的”立陶宛驻美国大使洛聚雷蒂斯（ S.Lozuraitis）经常保持联系。后者是战前立陶宛的一位著名外交家的儿子，他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被斯大林兼并之后就迁移到美国。几十年来，他一直在位于华盛顿第16大街的一个使馆里代表着“独立的”立陶宛。从未支持过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强行归并的美国国务院，自1945年以来就承认这个象征性的外交代表机构。
    1990年初，独立派首领兰茨贝吉斯和处于休眠状态的外交官洛聚雷蒂斯，为了防止克格勃的窃听，开辟了一条秘密渠道来互通信息。这架地下的“红色电话机”是如何运行的？这还是个谜。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否参与了它的安装？这是很有可能的。不管怎样，立陶宛议会的新议长兰茨贝吉斯，今天向《新观察家》杂志披露了这一活动的存在及其奋斗目标。
    “2月底，我们的萨尤季斯（Sajoudis ）运动已在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第一轮自由选举中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位现已成为国父的大音乐学家讲道，“我们该不该立即宣布恢复被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秘密协约所窃取的独立？等待戈尔巴乔夫颁布新的法律，是否更加明智？”
    克里姆林宫的这位领导人已定于3月12 日在莫斯科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其目的是为了平息苏联刚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办法是：1.通过一项有关脱离的法律，在理论上允许一些共和国可以离开联盟，但实际脱离的方式十分复杂，通过友好协商来进行这样一种分离是难以实现的；2.选举一位苏联总统（当然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授予他很大的权力，尤其是在那些太爱闹事的共和国里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
    兰茨贝吉斯接着说：“当时必须抢在戈尔巴乔夫的前面，在预定日期之前，很快召集立陶宛新议会开会，立即宣布恢复独立，让全世界面对既成事实。”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因为兰茨贝吉斯只有得到美国开绿灯才行。
    3月11日星期天上午，在举行莫斯科会议前夕， 立陶宛新议会在其宏伟的玻璃大夏里召开紧急会议。 它要不要采取断然行动？ 它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要不要率先脱离出去？刚被议员们选为议长的兰茨贝吉斯遇到了温和派的反对，他们宁可同实力无可匹敌的莫斯科达成一项和解协议。除非兰茨贝吉斯提出证据，说明华盛顿作为新大哥，支持这一举措。
    “在我们同洛聚雷蒂斯大使的秘密交谈中，”兰茨贝吉斯又说，“美国人的代号是‘我们的堂兄们’。洛聚雷蒂斯经常告诉我们，那些‘堂兄们’喜欢这样做或那样做。”独立呢？兰茨贝吉斯把有关这一问题的声明的多种文本秘密地传给华盛顿已有好几天了。“他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他说，“但并没有最终同意。”在最后时刻，终于同意了。3月11日，兰茨贝吉斯从华盛顿收到了以下电文：“堂兄们同意了， 但他们要你们谨慎行事。”兰茨贝吉斯最终说：“不开这种绿灯，我们是不会采取断然行动的。”
    在晚上，占据议会会议厅整个墙面的巨大的苏联国徽被盖上了一面黄、绿、红的三色旗--立陶宛的国旗。然后，兰茨贝吉斯提议对以下动议进行表决：“立陶宛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后来没有一票反对。苏联帝国开始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