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时的汉文史料，他字蕴秋，又号云。
    1912年9月2日，陆兴祺等致电袁世凯等，内言：“袁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参议院、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报界公会钧鉴：……英使干涉藏事……不准华人由印度来往西藏。种种为难……祈即遣派领事驻印，保护华侨。……印度华侨陆兴祺、狰（？）丕堂（前西藏执事杨珏堂？但他如刚被赶出西藏的话，就不可能称作华侨）、杨子范、王显廷、马世元叩。”[5]
    1912年11月20日，前亚东关监督马师周致电袁世凯，内言：“大总统钓鉴：十五日奉到十月十六日由（云南）腾（越）付寄师周转递达赖喇嘛一电。即日将原码电托江孜番官专差报送，并请回信。复托陆兴祺君设法译成藏文，分途报递。务使此电寄送达赖。所有复电，仍托陆君代呈。陆君少年留学印度，于藏印情形，至为熟识。藏事素著热心，向来驻藏官员，多所借重。刻藏务紧急，变态万端，消息（诚）贵灵通，委托尤须慎重。可否暂委陆君担任斯事。代垫邮电各费。与或有机援，能运动联络达赖、班禅等事，准其电请钓示照遵，开销各项呈报财政部请领。达赖等知陆君为政府委任之人，当必愈加信用。消息易通，感情益洽。或能转移达赖背向之心。（于）西藏危局，大有裨益。是否可行，乞电示照遵。即请速寄陆君密电码一本俾转消息，不致泄露机密。”[6]
    陆兴祺所编《西藏交涉纪要》（台北，蒙藏委员会，1954年，4,103fol.26x19）另有1931年油印本（上下册），内第194页载：“（一九一三年）四月二日遂任命陆兴祺为护理西藏办事长官。”这时他成为中央设定的准备或要求派驻西藏的一把手。
    1913年5月7日，他致电北京（政府），言接到噶厦（西藏地方政府）藏历3月1日发来（电）文，内言我们深感安慰于昨日接到总统通过邦达仓（出身康区的大藏商）商号给达赖喇嘛的（电）文……虽然我们尚未接到总统通知，委托他（指陆氏）入藏参会。噶厦认为大吉岭（印度侵占的锡金城镇，为一大华侨和藏侨聚居点）为最合适开会地点[7]。
    1913年5月11日，他又致电北京（政府），言在满清政治时期，英文用Resident（驻者）来对译驻藏办事大臣一职，此译法忽略了Administering（管理）。他建议政府与（北京）英国公使会商，将Resident改译成Administrator（管理者），这将起到（对西藏）恢复主权的作用[8]。
    1913年5月13日，他又致电北京（政府，袁总统），言因为无论如何，达赖喇嘛还保留着对总统的尊重，（应）通知他我已被任命为驻藏办事长官，让他直接派藏官至印度护送我入藏，在那里我能恢复地位，最后解决所有问题。此要求能迫使他着手（此事）。
    达赖喇嘛绝未下死口不让一位中国官员入藏……如果达赖喇嘛被服从此命令，我们可用武力解决此问题。
    今天我们看此一电文，给人一种陆氏对中央的口气很大，毫无谦虚持重之意，且把西藏问题看得太简单的印象。一位商人突然被任命为中央派驻西藏的一把手，难免会一时踌躇满志，头脑发热。他毕竟没有入过藏，又没有实际的为官经历。在这里显示出了商人在政治上的弱点是难免的。
    相对来看，袁总统的语气就客气多了。1913年5月18日，他致电陆氏，请他转交达赖喇嘛。内言西藏最近的动乱乃因（驻藏大臣）联豫与钟颖的失政，这些官员现被召回，我已任命陆兴祺为驻藏办事长官……
    我相信陛下会不迟疑地派官员们汇合和护送所说官员（陆氏）入藏，在那里他将能就今后的改革和恢复旧制度进行讨论和执行所有的措施；所有争论或能减少和平定，利益众生。应允此要求将实现所有陛下弘扬佛教，保护生灵之意愿。
    望乞早复。
    总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