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5月25日，他从加尔各答经当时电报所经地云南腾越致电北京（政府，袁总统），言15日钟颖从印度噶伦堡抵达加尔各答，准备长居，尚未交给他（驻藏办事长官的）印信。钟颖到达前，我与负责最近会议的官员们居住和工作在天益号内[10]。
    1913年6月2日（英档作3日，可能为电文接到译出日），袁总统致电陆氏转交达赖喇嘛，言以大吉岭为讨论今后改革的会议点，实未与大英达成协议；我因而指示陆兴祺与你合作。
    需要讨论的任何有关西藏的任何问题，你应首先与上述驻藏办事长官讨论，他接着会与中央政府联系[11]。
    1913年5月2日，陆氏致电北京的袁总统私人秘书（正式官衔为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号燕孙，1869年生，广东三水人，1933年4月9日在沪逝世），在谈了西藏情况危急及入藏的必要和迫切后，言（前所要求拨给的50万元）仅限用于我的入藏，如需求的此款不能提供，只好请辞[12]。
    1913年8月12日，陆氏又致电梁士诒，内言我被任命为驻藏办事长官，驻印度。前6月，钟颖交给我官署印信及档案，仅两个月的。我管有不同的官员，租了房子，准备了对藏公布告示的方式，并官方通知印度总督，短时间处理了各种事务。
    （时印度警察已通知他，他的驻藏办事长官一职不被承认驻印度时，严禁与藏人们交通；若违此禁，会被令离开印度。）
    （请）要求印度总督缓和态度。否则我们的国家威望将遭损，我们将增加处理西藏问题的困难[13]。
    1913年8月26日，陆经腾越致电内阁，言现在印度政府拒绝承认我为驻藏办事长官，禁止我与藏人们交通，我会派一专门信使带出你们最后电文的公告，以避免禁令[14]。
    1913年8月31日，陆从加尔各答经腾越致电财政部，言前5月收到1万元，用于购买给藏人们的礼物和花在诸涉藏情报代理人上，已罄。
    我在藏诸情报代理人和我在印度的班子已数月未被付（薪）。我们的需要是紧急的。请电汇2万元以应急。
    同日，他又从加尔各答经腾越致电总统、内阁，谈了同一内容，只是省略了前所收款及西藏所要求的应急款数[15]。
    1913年9月2日，蒙藏院致电驻藏办事长官陆（氏），言驻藏办事长官官印现已刻好，准备使用[16]。但两天后的4日，内阁即致电陆氏，言驻藏办事长官诸职责现将被暂停。现无任何必要公布（此任命）[17]。看来，后一令连蒙藏院都未预晓。
    不过反正这一职位是虚的，陆氏并未计较，而且此职的任何和暂停从未对外正式公布过，所以陆氏仍不断地像从前一样在加尔各答处理有关西藏的事务，政府及各部门也同样像从前一样与他通电往来。
    他虽未能入藏，但在印度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协助或帮助从西藏逃出的原驻藏官民回国。一位原驻藏官员这样评价：“而中国难民避藏番屠杀，流亡于哲孟雄（锡金）、印度各境者，为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分起资遣回国，至四年（1915）冬始毕[18]。”
    民国七年五月至七月间，“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以南北各路告急之故，委员唐光裕递书达赖，劝其各守边境，无效。复派知事王久敬、李芳悫及夷情调查员甲宜斋（即明正土司）前往拉萨交涉，并致书寄居印度之西藏办事长官陆兴祺，请转转告达赖，体兵息民，听候中央解决。久未得报[19]。”
    陆兴祺能从一位侨商出任驻藏办事长官，一方面是由于他热心，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担任此职。而袁世凯的知人善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后，陆兴祺的驻藏办事长官一职就失去了作用。实际上，此年3月2日，此职已由李嘉喜代理。李氏原为西藏理事官，清朝灭亡后被藏人赶出，此时住在印度。李可能即为陆的秘书李嘉哲。此人藏情熟习，陆氏1913年10月5日向袁总统和国务院推荐赴西姆拉参加会议[20]。
    当西姆拉会议召开时，中方全权代表陈贻范尽管是个老牌外交官，但因对西藏情况不熟，缺乏有关经验，结果落入了老奸巨滑的英方人士的圈套，干了有损中国对西藏主权的事，幸亏陆氏在陈的下属中秘密安排了情报员，及时向陆汇报，陆氏即根据自己的丰富的西藏经验及时向中央致电汇报，使损失略有减少。这是陆氏的又一大贡献[21]。
    英方为何未将陆氏驱逐出印度呢？也许是陆氏后来注意了自己的行动，使英方无所藉口，但另一原因恐怕是因为英方发现能破译陆氏所有的与中国中央往来电文，可更好地了解中方的意图。有的英方当政者则认为应同意中方在加尔各答建立领事馆，以免像陆氏这样的人胡说八道，提供不准确的情报。看来陆氏在当时也的确让英方头疼。
    1925年2月1日，陆兴祺当选段祺瑞召集的善后会议会员（孙文与黎元洪亦为会员）。同月25日，班禅喇嘛抵达北京，受到热烈欢迎，陆兴祺也从加尔各答来北京看望，当然也带来了班禅最想知道的有关西藏的消息。驻北京英国代理公使白乐德当日将班禅喇嘛和陆氏的行踪情况用电报行文告知了印度事务部[22]。8月28日，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令：特派陆兴祺为国民代表会议西藏议员临时选举监督。
    在蒋介石政权的蒙藏委员会时期，陆氏仍被视为参谋。1929年末，由于陆氏和他的天益号的安排，心向中央的班禅喇嘛系统的家庭的约40名青少年离开西藏，经大吉岭和加尔各答来内地留学。此年12月14日，英国驻锡金政务官韦亚向印度政府报告了有19个更多的正在路上[23]。
    1930年7月，达赖喇嘛派驻中央的代表棍却仲尼途经印度时就住在陆氏在加尔各答的家中。同年8月2日陆氏奉中央电，还带棍氏去了领事馆。1933年1月3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以该秘书处的名义致函陆兴祺先生，称赞他“久居印度，熟悉藏情，且关怀藏事，素具热忱……请其从中斡旋，设法恢复达赖、班禅间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