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知道民国三十年代他还在活动，后来就没有消息了。从其年龄大致来推算，应当是去世了。1939年会讲粤语的台湾籍的黄朝琴（1897-1972年在世）奉调加尔各答总领事，1942年内调回部，其记载中就没有提到陆氏。黄氏同陆氏一样均为客家人。黄氏言加尔各答当时有华侨约万余人，以广州和客家人为最多。客家人专营制革及皮鞋店。印度人崇拜牛，制革业被视为贱业，无人从事，故为客家人所独占。惟制革所用化学原料，须向当地政府申请核准才能购得，常受当地政府种种刁难，经营不易，几至停业。经黄氏交涉，获得印度政府允许对制革业者侨胞使用的化学原料，从优配给。
    1939年中央大员吴忠信入藏途中于11月27日乘飞机来到加尔各答，黄总领事至机场迎接，晚餐时有《印度日报》主笔翟肖佛等作陪。该华侨报1933年创办，国内派来的河南人翟氏为创办人之一和道任社长，任期最长，直到1944年9月1日移交给重庆政府海外部派来的沪报人顾执中（1898年生）[24]。翌日上午，泰戈尔所办国际大学教授谭云山来吴的寓所叙谈甚久。30日上午，吴氏与黄总领事及华侨巨商秦董才，分别访问华侨团体及国民党加尔各答支部。12月10日午后，吴氏在大吉岭接见70高龄的王老。他祖籍西康，生长西藏，曾在驻藏大臣衙门服务达24年之久，并任亚东关监督。汉话业已遗忘，但英语非常流利，拥资数十万，时在大吉岭作寓公。他熟悉藏情，对中英两国关于西藏交涉之经过，尤为明了。他以当时办理外交者未能得人，以至失败，愿将中英交涉一部分案件查出，贡献政府。吴氏即嘱黄总领事与其洽谈。王并云当时中国官吏多半染烟癖，不办事。似此情形，可叹而又可恨。
    12月13日大吉岭警察署长叶永开奉派护送吴氏至噶伦堡。叶系粤人，生长大吉岭，能说英、藏、尼泊尔诸语，人甚诚恳。15日上午，吴氏在噶伦堡接见1917年参加康藏战争失败后流落此地的老兵代表三人。当时汉军在昌都一带被藏军俘虏的有被送往西藏山南的，后有流落至印度的。
    翌年，吴氏从西藏来到锡金首都甘托克，5月9日，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来迎，晚间进行了讨论。11日午后，吴氏在噶伦堡应侨胞公宴。17日晨7时，抵加尔各答站，旅加侨胞秦董才等在站迎接。19日上午8时，出席加尔各答华侨欢迎大会。
    谭云山1898年10月10日生于湖南茶陵，1927年赴印度国际大学教学，1930年随中央政府特派赴藏专员谢国梁以秘书长身份秘密于11月26日从印度进入亚东，12月17日谢氏在离拉萨一日程因病去世，谭氏受到了达赖喇嘛的接见，翌年2月15日离拉萨，基本走原路于3月7日返抵噶伦堡。1942年2月蒋介石夫妇访印，谭氏去迎接。1983年2月12日逝世于印度菩提伽耶中华佛寺[25]。
    关于王老，在当时的英国档案中多有记载，他与陆氏也有不少接触[26]。他并未曾在驻藏大臣衙门服务达24年之久，所任为代理亚东关监督。1912年6月9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兰致函袁总统，言：“前在西藏亚东地方设立税关，稽察藏印商务，代理税务司张玉堂于藏乱初作之时退印度。该处税务，暂归书记王作传掌管。该书记藏人。”安氏表彰了王氏在调和汉藏矛盾上的功绩。他藏名汪曲策仁。故取汉姓“王”。1913年5月10日，原西藏江孜关监督苏彝士（Suez.史悠明的洋文名字。史悠明，Iuming C.Suez.字蔼士，1881年生，浙江鄞县人，英文很好，上一世纪30年代任青海柴达木盐务官员）致电北京内阁和蒙藏院，内言代理亚东关税务司汪曲策仁已被迫离去。9月1日，陆氏从加尔各答经腾越致电内阁和外交部，言此日汪曲策仁告诉他西藏噶伦霞扎对他极尽恐吓之能事，使他承担的事务十分危险。我现感到需立即乞求指示，并要求总税务司指示代理税务司汪未奉令勿离职；亚东不会发生武装冲突，所以他没有丝毫的危险[27]。
    60年代初，中印关系恶化，在印华侨处境十分恶劣，发生了一系列迫害事件，引起了我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和交涉[28]。
    总的说来，做为一位旅居印度的华侨商人，陆兴祺为维护中央对西藏的主权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由于他不懂电文的保密复杂性或无法考虑及解决这一技术问题，使英方及时破译了他的电码，掌握了中方的机密。也许陆兴祺终其一生也不知道他的每一道通过印度的电文均被英方截获了。这是陆兴祺一生对藏生涯的主要败笔。
    尽管陆氏与达赖喇嘛有接触和许多往来电文，但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西藏文史资料选辑》西藏自治区政治协商会议文中资料委员会编，1989年，第11辑）中却未见任何记载。
    目前我国有关西藏的档案资料书公布的陆氏的来电很少，仅见的加起来约有30多通，而且均很短。也许有的尚未公布，或许根本就未找到。英国秘密档案中则保留了百通多，有的报告从情报员处获知的西藏情况十分详细，对于驻藏军队经印度撤离的情况的记载更有参考价值。一些重要人物如钟颖、联豫等这段时期的记载在陆氏的电文中十分生动准确。今后通过陆氏电文的翻译及分析研究，将为研究这一时期的藏史提供更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