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同物质生产领域一样，"文化革命"也要"多快好省"，也要"大跃进"。在扫盲和群众文艺创作等活动中，提出三五年内或者一两年内甚至几个月内消灭文盲，普及中等教育、大学教育等；提出"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的口号，大搞赛诗会、诗歌擂台，要建设"诗歌乡"、"诗歌村"，"每县出一个郭沫若"等。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兴无灭资"的思想批判方面，也同样要求实现"跃进"，打所谓"歼灭战"。这些做法无疑是违背文化传播与创造的规律、违背思想政治工作的固有特点和要求的。它必然会导致粗制滥造、形式主义、简单粗暴等倾向的发生，导致以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取代踏实的巩固的文化工作，以群众性的一边倒的大批判取代平等的争鸣与争论、取代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总之，"大跃进"时期的"文化革命"，有其特定的内容和运作方式，对此需要进行全面而客观的分析，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都是不科学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文化革命"之所以在"大跃进"期间得到集中阐述、大力宣传并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与当时整个形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很清楚，既然"大跃进"将使中国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速度发展经济，中国将很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建成社会主义，并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那么为了适应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速度发展，文化建设尤其是提高全体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便很自然地凸现出来。社会主义建设是全方位的，不能设想在文化落后甚至存在大量文盲的情况下，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当时流行的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便典型地反映着这种认识。既然经济建设能够打破常规，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获得高速度的发展，那么文化建设为什么不可以也来个"大跃进"呢？这就是"文化革命"提出和实施的前提，这也是为什么"文化革命"之初特别强调扫盲和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原因；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几乎被提到"文化革命"的中心地位上来，因为它以通俗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讴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能极大地唤起大规模群众运动所需要的热情；随着能够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指日可待，"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日益响亮起来，因为这是消灭体脑差别的重要途径；庐山会议后，阶级斗争被突出出来，于是意识形态领域内谁胜谁负的斗争被置于"文化革命"的核心地位上，因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最重要的问题。由此可见，"文化革命"的具体进程是随着"大跃进"整个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它服务于"大跃进"，受支配于"大跃进"。
    三
    基本上从1961年开始，随着党的指导思想上的纠"左"，具有鲜明"大跃进"特色的"文化革命"口号便很少被提及了，作为实际的运动几乎亦偃旗息鼓。但从1963年开始，特别是进入1964年以后，"文化革命"重又被提起并形成一场大规模的运动。1964年7月，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具体领导"文化革命"运动。
    这个时期的"文化革命"概念，从内涵上讲主要是指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彻底反对资本主义，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对"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进行根本改造，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5] 这时虽也偶然提及"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但只是一带而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上渐渐淡出了"文化革命"的范畴，或者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在人们的心目中，"文化革命"就是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内"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就是进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其主战场是专业文化领域。
    "文化革命"内涵和任务的这种界定和认识，与党在八届十中全会及其以后对阶级斗争问题日趋"左"倾的认识尤其是对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过分强调密切相关。八届十中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性。因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与此同时，由所谓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事件出发，毛泽东提出：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一论断突出了意识形态作为阶级夺权先声阵地的极端重要性。正是由此出发，许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刊文章提出，反革命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同无产阶级争夺思想阵地，以便散播反动思想，从思想上为复辟准备条件。认为思想战线没有空白地带，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要去占领。新中国由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既不掌握政权又没有经济实力，但是他们大多受过很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因此"资产阶级在文化领域里还有某种优势；他们自认为还有足够的资本可以和无产阶级较量。"[6]
    在突出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重要性的同时，对文化事业状况的估计又严重脱离实际。1963年后，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文化界尤其是文艺界，认为文化部不管文化，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12月12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一个批示，认为：各种文艺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1964年6月27日， 毛泽东又写下了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认为文艺界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0月16日，毛泽东在接见古巴党政代表团时又说：我国的文化界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服务。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建国15年来文化建设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