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史前遗迹中，城址是规模最大且最引人注目的[1]。1930年山东历城（今属章丘）城子崖首先发现了典型的龙山文化城址，稍后，安阳后冈也发现了时代相近的城址。近年来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郑州西山，山东寿光边线王、邹平丁公、临淄桐林，内蒙古包头阿善、凉城老虎山等地陆续发现了同一时代的史前遗址。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天门石家河、石首走马岭，湖南澧县南岳城也发现了年代相若的史前城址，而在内蒙古赤峰市英金河、阴河流域的调查，一下子就发现了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40余座城址。这一系列的新材料再一次触发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人们纷纷撰文，发表自己对这些城址的看法，并论述它们在古代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一种十分普遍的观点是，这些城址作为龙山时代的中心聚落，标志着社会内部的巨大分化与组合能力，标志着不同人们共同体之间掠夺战争的频繁、持久和残忍。因此，"城的出现，是国家和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说明龙山时代已经步入古国时代"[2]。
    城作为史前遗迹之一种，和其它遗迹一样，当有其产生的主客观条件、独特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在龙山文化中、晚期，如此众多的城址突然十分普遍地在中国很大的范围内出现，并且在地域的分布上也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因此，只有将它们放置于当时考古学文化的宏观背景下做动态的检视，即进行文化过程的复原与发生学的诠释，才有可能理解蕴含于其中的真正意义。本文即试图通过重建中国北方特别是中原一带从仰韶时期到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变化、环境变迁的历时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各文化因素之间、文化与环境之间的深层关系，来揭示中国早期城址的起源与功能以及史前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
    一、需要、知识和技术：城产生的前提
    前述史前城址，根据城墙的修筑方式，可粗略地分为三类：A、夯筑；B、石块垒筑；C、先夯筑再以石块包嵌加固。前者如王城岗、平粮台、郝家台、西山、城子崖、桐林、石家河等，主要分布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后者如新店、迟家营子等，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南部或东南。第二类石块垒筑城址也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地区，并在当地城址的数量上占了绝大多数。在外形上，这些城址普遍为正方形或者近正方形，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特定的空间观念和审美能力，也有一些圆形的如湖南城头山、郑州西山，主要应是仰韶时期圆形聚落、圆形房屋在早期城址上的残存形态。还有一些近圆形以及不规则形的如阴河流域的一些石城等，则应是地貌因素与建筑材料等制约的结果。修筑这些史前城址需要两种知识和技术前提，其一是关于"城"这一特定空间概念的构思，其二是夯筑或垒石的技术。而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聚落--城与一般聚落相比，又具有下列三个特点：（1）特殊的防御上的需要；（2）特殊的建筑技术和知识；（3）广大的社会动员力量--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力量可能远远超出城址以外。
    龙山时代，人们关于"城"的知识的最初概念应当从更早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历史演变中去寻找。在中国早期城址出现以前，曾经存在过聚落遗址的发生（新石器时代早期）、扩大（新石器时代中期）、发展（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化（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四个阶段，而在大约公元前6000-5000年的扩大期，聚落的内部布局便已略具体系，有了居住区、墓葬区以及其它生活、生产区的分化[3]。这一时期内蒙古东部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甚至已经出现了宽约150-200cm环村而修的壕沟。约当公元前5000-3000年，即聚落遗址的发展期，聚落的布局基本成熟，居住区、生产区、墓葬区等功能区既明确划分又紧密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生活单位，同时聚落外部与内部因社会关系的变化，在结构上也渐趋合理与完美。姜寨是最典型的代表。这时候，环绕聚落的壕沟似已成为较普遍的遗迹，见于报道的除姜寨外，还有西安半坡、甘肃秦安大地湾甲址、山东广饶傅家、安徽尉迟寺等。目前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普遍为局部性的调查和发掘，如果今后更多地采用全面揭露的方式，发现环壕的数量当会更多。这些壕沟主要应是用于防御的，在姜寨遗址与壕沟同时发现的还有哨所的遗迹，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将深陷的壕沟与高耸的城墙联系起来，那么可以说，龙山时代的城墙就是仰韶文化的壕沟在形态和功能上的进一步发展。
    再来看看筑城技术的历史。最简单的夯筑就是在一个面上累土并以砸击的方法使之结合、坚固，这种技术也出现得很早。定居一开始人们就习惯于对居住面进行修理和加工，使之坚硬、光滑，起到既美观又实用的作用。仰韶文化后期，地面加工的技术已经十分高明，除了将地面砸硬之外，还往往涂上石灰或其它的饰物，懂得了平地挖槽再起建墙壁的技术；龙山时代，在发现城址较多的河南、山东地区，已常有建在夯土台基上的房子。近来在更早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某些遗址中，也发现有夯土遗迹，而且有的规模相当惊人，有人认为大汶口文化中的颅骨变形习俗与稍后阶段较先进的板筑夯技也有异曲同工之妙[4]。郑州西山发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夯土城墙，集中体现了城址初兴阶段的夯筑技术。而对龙山时期王城岗、平粮台等城墙的解剖，说明此时的夯筑技术虽仍比较原始，但已有了显然的进步。山东城子崖、田旺的台式城址--在高台上加筑夯土台，然后挖掉周边的慢坡，形成陡直的城边的做法，更为清楚地表明了城址这一文化现象在当时的迫切的社会需要。
    既然防御的观念由来已久，而且许多关于城的知识与技术前提似乎也早已具备，为什么只是在龙山时代偏晚这段时间里，史前中国的城址大批涌现（在数量上数倍于稍后的夏商时代的城址），并在聚落的某些特点上发生了如此鲜明的变化（比如防御的色彩得到空前的加强）？我想，其动因主要应当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它至少体现了：1.战争的扩大。相对于仰韶时期，战争可能更加频繁，更加残酷与持久--这是以高耸的城墙取代仰韶时期环村而修的壕沟的主要原因。2.聚落之间重要性程度的分化。战争期间，一些聚落或地区比另一些聚落或地区更为重要，因此更值得保卫。3.社会动员力量的进一步加强。从仰韶时期到龙山时代，虽然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不容否认，但是，已有的考古资料说明这两个时期的工具并无特殊的不同，因此，城墙的广泛修筑，应是建立在对更广大地区、更众多劳动力的动员与支配的基础上的，建立在劳动者之间的配合与协调机制更加完善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