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史前城址的产生，说明在人们共同体内部已经存在着具有极大的号召与组织能力的领袖阶层，由于此时的墓葬资料等尚难以说明这些领袖的宗教或世俗性质，难以对领袖与民众之间的分化程度与性质作定性定量的解释，目前还难以将这些领袖阶层与统治者同等看待，不过可以肯定，龙山时代领袖对于人们共同体的作用比仰韶时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些城址也说明当时"国土"观念已经萌芽，人们保卫领地的观念，已突破仰韶时期的一村一寨，扩大至整个地区人们共同体的生存空间。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说明国家的存在，但"国土"观念、私有观念与领袖阶层，共同构成了国家产生的前提，至少可以断定，龙山时代中国已经迈上了国家形成的道路，而夏、商、周国家的形成，是在不同族群之间对生存资源的重新瓜分与分配中完成的，社会内部的分化即阶级的产生同样在中国国家形成中起了相当的作用，但其本身也受到了不同族群之间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的有力推动、完善与巩固。在中国的早期国家中，阶级矛盾似乎屈从于族群矛盾，这种情况大约一直持续到秦汉之际。
    国家发生问题，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古老文明中心考古学研究的焦点。人们一般看法是，在近东与新大陆，宗教是文明与国家形成的契机，早期神庙是社会分化与凝聚的核心，宗教与世俗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盟、斗争关系，导致了业已凝聚在宗教周围的人们共同体向国家迈进[24]；在古代埃及，宗教与治水共同缔造了早期国家[25]。而在史前中国，虽然曾发现如牛河梁、东山嘴、反山、瑶山那样宏伟的祭祀遗址，但宗教在龙山文化和三代文明中，似并无如此显赫的地位；虽然传说夏王朝的产生与大禹治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如此众多的具城堡性质的史前城址则似乎表明，早期国家乃是在部落与部落之间的频繁争战中呱呱坠地的，而位于当时北亚热带以北、寒代以南的暖温带范围内的北方中国，由于环境与文化的双重原因，在这个过程中被首先卷入。因此，中国国家、文明起源的道路，在世界文化中是特殊而完善的现象。这种国家形成方式对历史时期中国国家的体制与社会制度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也对探索世界历史的进步过程具有标本意义。
    注释：
    [1]《城子崖》（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34年。《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偃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6日。《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12日。《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2期。《凉城老虎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文物出版社。《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被确定》，《中国文物报》1992年3月15日。《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晚期城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徐光冀：《赤峰英金河流域石城遗址》，《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2]曹桂岑：《论龙山文化古城的社会性质》，《中国考古学年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曲英杰：《论龙山文化时代古城址》，《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3]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4][9][10]David N keightley,Archaeology and mentality:the making of China.Representaiton 18,Spring 1987.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5]严文明：《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6]曹兵武：《河南辉县及其附近地区环境考古研究》，《华夏考古》1994年第3期。
    [7]周星：《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的住宅形式与聚落形态》，《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8]《1978-1980年山西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1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台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文物》1984年第2期；《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1980）；《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1982）；《山东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第7期。
    [11]霍德：《后过程的考古学》，《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12][13][21]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
    [14]苏秉琦：《纪念仰韶文化发现六十五周年》，《中原文物》（特刊，总5号）1986年。
    [15]刘金陵：《长白山孤山屯沼泽地13000年以来植被与气候变化》，《植物学报》18卷4期；肖家仪：《江苏吴江县龙南遗址孢粉组合与先人的生活环境》，《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王永吉等：《青岛胶州湾地区二万年来的古植被与古气候》，《植物学报》15卷4期，1983年。
    [16]Jane Gray,Watson Smith,Pollen analysis and archaoelogy,in Archaoelogy,1962.
    [17]赵希涛等：《中国沿海全新世海面变化的基本特征》，《中国第四纪研究》1985年第2期；耿秀山：《中国晚更新世以来的海水进退》，《海洋学报》1981年第1期。
    [18]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9]王永吉等：《青岛胶州湾地区二万年来的古植被与古气候》，《植被学报》1983年第4期；孙集中、赵景波等：《黄土高原第四纪》，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许清海等：《白洋淀地区全新世以来植被演替和气候变化初探》，《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报》1988年第2期。
    [20]祁国琴：《中国全新世哺乳类动物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加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大会论文选》，北京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
    [22]周昆叔：《塑造现今地质地理环境的划时代事件--2500年来环境变凉干及其影响》，《环境考古研究》（第1集）学出版社1991年版。
    [23]王迅：《从商文化的分布看商都与商城》，《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24]亚当斯：《关于早期文明发展的一些假说》，《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25]沃伦·霍斯：《西方传统的根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