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城自身的若干问题
    在一个生存环境普遍恶化、资源紧张、对生存资源进行重新瓜分的时代，城的普遍出现就不是什么意外的现象，问题是：城既然是防御的，那么谁是进攻者？城到底保护什么？这样的进攻和防御具有怎样的性质？这是有关中国早期城址社会和文化意义的核心问题。
    我已经略述了资源紧张和私有观念的关系。私有观念主要是调节群体内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标志着群体内部个体之间对资源的不平等占有，从而改变了龙山时代人们共同体的面貌和性质。而在群体之间，资源的紧张与短缺则可能促进"国土"概念的萌生与发展--因为土地面积的广大和种类的多样化，可能从另外的角度弥补资源的紧张与不足。这一点对理解史前中国的城址是至关紧要的，因为，史前中国诸城址中，至今没有发现规模巨大的、典型的、结构完整的居住区和墓葬区，没有发现它们作为中心聚落的实质性证据。就目前已发表的资料看，淮阳平粮台保存最完整，城内遗迹发现有十余座房子，但根据房子形制特别是房子内部构造和发现物来看，与当时其它遗址中的一般民居并不完全一样，因此，似不宜定为一般民住房，它们或许就是某种性质的公房。同时发现的还有所谓的墓葬，但也多为小孩的瓮棺葬和乱葬坑，与一般墓地中墓葬相距甚远，说明了这些遗迹的非常规居址的性质。郝家台也有排房发现，其情况应与平粮台的近似。这些城中也未发现高级民居或者宫殿式的建筑，王城岗有较多的夯土遗迹，可惜破坏过甚，难于判定其确切的性质。也许王城岗和平粮台中的炼铜遗迹在当时的确是十分领先的，但龙山时代晚期炼铜遗迹的发现在中国已有多处且目前我们没有证据表明铜器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已如其在夏商时期扮演着重要作用--这种文化选择需要时间和种种机遇。总之，虽然可以将城址视为当时的聚落遗址，但除了城墙以外，没有其它资料可以说明它作为中心聚落特别是作为当时各文化类型之中心的特征。与此同时，同一时期一些规模更大、更具中心聚落特征的遗址如陶寺、良渚以及山东、河南一些面积极大的龙山文化遗址，则并未发现可与城墙相比的防御性设施。因此，看来这些高耸的城墙并非是为了保护某些社会高层分子已经聚敛起来的财富，相反，它们的功能应是对外的，应是保护修筑城址的整个人们共同体及其生存资源的，更直接地说，它们是用来保护整个人们共同体所赖以生存的一方水土的，以防止它被其它的人们共同体所冒犯乃至取占。这一推测也有助于理解在尚无确切证据表明社会分化已经达到一部分人可以任意驱使另一部分人、社会的通讯联络与协调组织力都相当有限的史前时期，龙山时代的人们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组织与动员力量，可以以简陋的工具完成如此巨大的社会工程。
    按照这种推测，这些城址应当大多数修建在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边缘地区，特别是环境变化最明显和人们为生存而展开的斗争最激烈的地区。而事实表明，这些史前的城址正大致上符合了这样的条件。黄河中下游的孟庄、后冈、丁公、城子崖、桐林、边线王，恰恰位于仰韶温暖期暖温带与北亚热带可能的交界地带上。而内蒙古、辽西地区城堡的连线性、组合式分布，则活脱脱就是后来长城的雏形，并可能昭示着当时暖温代与寒带的界限。而且，按照这种推测，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史前城址发现越来越多，而我们对城中发现物却越来越失望的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史前城址与西亚、印度的早期城址以及商代以后作为都城的城址相比面积普遍过小的原因。
    史学界一般认为，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应大体上与龙山时代相当。五帝时代就是不同族群、不同部落之间相互争战、相互融合的时代，而五帝活动的舞台背景又恰是仰韶文化与龙山时代各文化发达的区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这一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变化、资源危机，并使水温失调、洪水泛滥，当然以这一地区受害最甚，而气候带的南移，也当以两气候带相交汇的区域感觉最显。文化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亚系统，受环境变化的影响是必然的。因此，史前城址在今长城东北部沿线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率先出现并普及，也就可以理解。这些城址大多只能被目为在资源紧张、人口大量流动的情况下，一群人用来抵抗另一群人的军事城堡，它们和历史时期的边城有些相似。这一大的社会分化与重新组合活动，在这一地区一直持续到距今2500年左右，随着气候凉干的大局已定，河流一级阶地的最终形成，特别是秦汉之际汉民族的形成，才渐渐平息，从而使这一地区在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中化民族的诞生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22]。相反，在这一气候巨变中受冲击较小的关中、甘青等地区，虽然也有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则至今未发现城址，以后发现城址的可能性也当不大。长江中下游发现城址很少，特别是其下游地区，虽然曾有发达如良渚那样的文化，但由于其所处环境位置及其他原因至今也未发现城址。
    夏商周三代与龙山时代紧相衔接，史前城址的这种功用和分布当然也有体现。有可能是夏之都城的二里头遗址，商代殷墟以及周代前期的诸都，目前都没有发现环绕的城墙，除殷墟的大壕沟可能具有防御作用之外，其他诸遗址连壕沟这样的次一级防御设施也未见报道。相反，商代的几座城址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城、山西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商城，则都是修筑于当时疆域的边缘地区[23]。虽然其中如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在征战过程中因军政首领长期前敌等原因，也可能曾做过一段时间的都城，但也不可能改变其当时位于边缘地区以及防御的性质和事实。可见直到此时，争夺资源、争夺疆域的矛盾依然是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而夏亡于商、商亡于周，也正是这一矛盾的继续。三代之中尤以商代城址最众、布局最清，但是比之龙山时代，在数量上仍然逊色不少，这一点正体现了龙山时代社会大转型的时代特点，说明夏商周时代虽然族群矛盾仍很激烈，但毕竟锋头已过，而龙山时代在中国国家、文明以及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