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德在研究史前欧洲的陶器制作时，也发现了与此大致类似的现象：当公元前5000-4000年的欧洲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社会发展主要依赖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妇女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时，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陶器显得特别精雕细饰；而到公元前3000年以后，大地上人口已近饱和，社会的控制和调节策略发生变化之后，生活用陶不断简化，相反，一些仪式性用品则被加强[11]。这些与中国彩陶的衰落、一些特殊陶器类型如蛋壳陶的出现等文化现象是符合若节的，可能体现了人类文化和心理方面的某种共同性的规律。
    总之，在仰韶文化中后期，特别是庙底沟类型之时，史前人类与自然之间已达到一种饱和型的平衡，文化繁荣发达。稍后，史前文化即进入一个剧烈的重新分化与组合的时期，其原因或者由于前期人类对某些宜居地区的过度开垦与利用，或者由于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人类生活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发生了普遍的紧张与短缺，各文化区之间原有的空白边缘地带被迅速加以利用，而且为了寻找更多的可资利用的资源，史前中国掀起了一场新的移民浪潮，这是龙山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共同性趋强的根本原因。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随着人口的增加、技术的发展，移民活动一直持续不断[12]，然而，龙山时代的移民与早期有着根本的不同，早期移民一般是扩张性或殖民性的，是为了解决各宜居地区日益增加的过剩人口，是从中心地区向人口稀少的边缘地区疏散多余的人口，而中心地区的位置一般难以动摇。这在资源丰富、文化发达的仰韶文化半坡和庙底沟时期表现更为明显[13]。到龙山时代，随着边缘缓冲地带的迅速消失，移民运动一改往昔和平牧歌式的情调，变成一种不同人们共同体之间对日益紧张的生活资源的争夺甚至取代。这样，在考古学文化上表现为，仰韶时期，从早到晚往往以某个共同的祖先文化为中心，繁衍出许多具有血缘关系的平行的文化或类型来，即苏秉琦先生所称的兄弟文化[14]，比如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秦王寨文化、后冈一期文化和红山文化，可能就是这样的关系。而同时期的其它地区，比如山东、长江中游、东南沿海，各考古学文化同样也存在一种连续的扩张的过程；龙山时代，一方面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共同性有所加强，另一方面则类型众多，取代频繁，在许多地区存在间断，致使某些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来龙去脉难以弄清，比如辉煌的红山后期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后裔，目前都是大家谈论的热门话题，而龙山时代某些文化或类型由于其兴起于先前的空白地区比如豫东，又由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内涵方面的质的转变，关于其前身也存在着一些疑问。
    环境科学研究的成果也有力地支持了龙山时期资源紧张的推测。全新世是人类诞生以来的最佳气候期之一，但也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即早、中、晚期，其中中全新世约当距今7500-2500年，又可以距今5000年为界划为早、晚两段。早全新世与中全新世早段为气候的上升期，中全新世晚段与晚全新世为气候的下降期。也就是说，在距今5000年左右，气候适宜程度达其高峰并开始走下坡路，其表现是，当即就有一次比较普遍的降温事件。与此同时，在孢粉资料中，中国出现了栎等阔叶类树种比例的下降事件[15]，欧洲出现了榆下降事件[16]。栎与榆均是两地全新世高温期阔叶林的主要构成树种，其下降即暗示了森林植被的大幅度减少及整个生态系统方面的某些变化，与考古学现象所揭示的能源作用方面的适应性变化不谋而合。
    气温频频波动并不断下降的另一个结果是对地理地貌的塑造与改变。有资料表明，距今6000-5000年，由于气温高，大陆冰川的融化使海平面上升达其历史上的最高点，而从距今5000年起，海平面又慢慢开始下降，到距今2500年，达其在全新世中的又一个较低点[17]。海岸线的后退直接影响着沿海地区人类活动场所与生产活动的选择与分布，另一方面，海平面的下降必引起河流侵蚀基准面的相应下降，河流下切作用普遍加强和河口三角洲堆积发育迅速，也引起下游地区湖泊、沼泽的相应消亡与一些旧有遗址周围可用水源的变化。在全新世地理地貌发育史上，这一系列的变化不啻为一场革命，同时也应是龙山时代遗址分布规律新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豫东地区从此时开始遗址广布就与此有关[18]。
    气温是构成气候的主要因素，气温的下降，必引起气候带的整个南移。现在，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亚热带与北温带的分界线，全新世高温期即仰韶时期亚热带的北缘具体在什么位置，学术界目前存在较大的争论，然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关中地区、晋南、豫北及山东地区应包括在当时的北亚热带之内。孢粉资料显示，不仅当时阔叶林乃至常绿林的某些树种在这些地区多有分布[19]，连一些对气候变化反应极其敏锐的亚热带类型的动物在这些地区的考古遗址中也屡有报道，比如仰韶时期中华竹鼠、猕猴等喜暖动物在关中的姜寨、北首岭、半坡等都有发现；在河北桑干河流域（阳原丁家堡水库）曾发现亚洲象的遗迹；在山东的王因等遗址，发现有现今分布在长江流域的扬子鳄等遗骸。到龙山时代，动、植物不但在总的丰度上大为减少，这些亚热带类型在黄河中下游也销声匿迹[20]。这种情况在商代可能略有改善，但也未能改变气温下降这一总的趋势。
    气候的另一个因素--降水的情况尚不太清楚，但有迹象表明到龙山时代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史前遗址多傍水而居，遗址分布方面的变化暗示了水资源可能发生了变化。龙山时代所有的新发明中，水井是很重要的一项。水井的发明一方面可使人类摆脱某些水文因素的局限性，但主要应是对水资源短缺的一种适应。学术界一般把龙山时代看作与仰韶时期一样，是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的，总起来说这没错，但是温暖湿润的程度已经大为下降，降水可能也应当有所下降，气温与降水的正相关是气候学上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另外，降水的时间分布可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样的年降水量，在时间上均匀合理，则表现为风调雨顺，如果季节性过强，则易酿成水、旱之灾。许多史家考证，洪水传说应为事实，而且就发生在龙山时代[21]。
    由此看来，龙山时代人类生存环境是普遍恶化了，这既有仰韶时期某些地区过度开发、打破了区域内生态平衡的因素，但主要应是自然环境的退化，严重消弱了自然界恢复平衡的能力，并毁坏了某些地区旧有的生物资源。另一方面，河流的下切、新的河流阶地（北方各河流的一级阶地）、冲积平原与河口三角洲的发育、干涸的沼泽，又提供了新的比较适宜的居住场所。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仰韶时期业已奠定的庞大的人口基础和新的技术、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出现，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重新分化和组合是不难理解的，而这种重新分化与组合的中心，当是对生存资源的重新分配和瓜分。反映在各考古学文化内部，则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分化及不同个体对资源及生活资料的占有与使用上的显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