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对于文化创造和传播主体的知识分子的认识亦日趋"左"倾。如果说，50年代后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讲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主要还是着眼于世界观问题的话，那么在1963年以后则越来越突出他们所具有的所谓政治危险性和曾经工作于国民党政府下的历史。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已经很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担忧--所谓"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即反革命团体。1964年8月25日、9月4日、10月16日， 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几次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无论那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人员，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文化界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国的文化界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1966年3月17日， 毛泽东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日趋"左"倾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对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状况的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两者合在一起，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成为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导致了将"文化革命"的主战场移到专业文化领域内，将文化泛意识形态化、泛政治化，将大批判当作"文化革命"最有效、最重要的内容和形式，而这种批判基本上都是从政治高度，同现实政治斗争、党内斗争联系起来进行。"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被定为思想文化战线"头等重要的任务"。批判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尤其是文艺、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如果说50年代的文化批判，尚着重于清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历史影响的话，那么到了60年代中期，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批判的重点则移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成果和学术观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显微镜下，许许多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文艺作品，尤其是那些对现实问题、对"左"的理论与实践有着较深入思考的文化作品均被冠以"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甚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如果说，50年代的批判对象主要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有影响的学者的话，那么到"文革"前，批判的重点正逐渐移向党自己队伍中的理论家或文化工作者，如对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剧作家田汉，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哲学家杨献珍、冯定，经济学家孙冶方等人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带来的消极影响更大，它似乎进一步证明了文化界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证明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文化革命"除了"破"或"批判"的一面外，还有"立"的一面，即所谓"文化革命是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的。"[7] "破"的一面已如前述，那么"立"呢？简言之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新文化"，没有人进行集中而系统的说明。从当时的报刊文章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举措来看，主要是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颂扬共产主义的道德精神，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突出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的"红线"。"立"在文艺界的体现较为突出，1963年2月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认为只有反映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艺作品，才是社会主义文艺；文艺界"大演革命现代剧"，更被视为"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样板；社会科学领域也在积极探索"为革命"而学术。本来，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应注意对现实问题的反映和解答是无可厚非的，但强行规定题材甚至形式，无疑是违反文化发展规律的。而且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和氛围下，"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所取得的成果，大多是为"左"的理论与实践盲目唱赞歌的政治化、概念化、口号式作品。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不可能借此建立起来的。
    当然，"文化革命"中"立"与"破"的界限并非是绝对的，实际上二者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另外，在二者的关系当中，"破"是主要的，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因为注重"破"，所以文化大批判是"文化革命"的核心，是最为人注目的内容。这与当时基于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性的认识因而特别强调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在日甚一日的文化批判运动中，负责"文化革命"的机构和一些领导人，也曾力图对此予以一定的限制，因而提出运动中要抓大是大非，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学术争论中，"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学术问题要鼓励自由探讨、独立思考，不能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解决；要反对和防止思想僵化[8]。学术界任何人， "只要不是存心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理论和学术问题上犯一些错误，是可以改正的。[9]然而， 这些正确的意见和认识在日趋极左的，严重混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界限的"文化革命"大潮中只能是一种难见回应的微弱呼声，而且很快遭到严厉的批判和抛弃。
    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日益深入和扩大，随着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被挖出、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发现，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判断。同时在城乡部分地区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发现1／3的政权掌握在阶级异己分子手中，从地方到中央都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在此情况下，没有一场彻底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就无法阻止资本主义复辟，就会有党变修国变色的危险。既然意识形态是阶级夺权的先声阵地，既然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严重问题已经被发现，且阶级斗争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那么选择文化界为突破口，由"文化革命"长入"文化大革命"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依靠在"文化革命"中"偶尔露峥嵘"的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王力等诸"功臣"，来发动和推进"文化大革命"亦是情理中事了。由此不难看出，60年代中期的"文化革命"同"文革"之间存在着的历史与逻辑上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