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孙子与阖闾交往中蕴含的吴文化特色
    孙子一生行踪漂忽，富有传奇色彩，但是他在吴国的主要活动史料记载比较清晰，而且与阖闾相始终，相依存。从他与阖闾的特殊关系可以看出吴文化对《孙子兵法》的影响过程。
    在春秋晚期列国诸侯之中，吴王阖闾是孙子心目中较为理想的君王。他在投奔吴国之际，就是看到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联晋伐楚，国势蒸蒸日上，将是他实现理想、施展才干的用武之地。但吴王僚恐非图王争霸之辈，于是孙子在吴越交界处冷静观察，等待时机。终于素有雄才大略的公子光袭杀吴王而自立。为君伊始，他就“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并虚心听取伍子胥、孙子修政爱民的忠告，努力实践“王者之道”。[2]《左传·哀公元年》说，他“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疲劳，死不知旷。”他这样做，确实难能可贵。
    阖闾还很“好文”，并深明“文治邦国，武定天下”的道理，因而广招文武之才。伍子胥和孙子就是他从国外招纳而来的两员大将。“胥为人少好于文，长习于武”，与孙子甚为相得。他向吴王七荐孙子。孙子便在潜心钻研兵法的同时，还致力于美辞丽句的锤炼，终于铸就了“辞如珠玉”的十三篇。这部著作，是他现实追求与浪漫气质相结合的产物，既有朴素、凝重，以理性精神为灵魂的北方文化的美，又充满了华丽、奇谲和浪漫精神的南国之美。[3]果然，他的兵法能投其所好。吴王“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孙子用宫女演试其兵法，按军法斩处两名宫女。岂料，她们是吴王的宠姬，吴王闻报，“忽然而不悦，曰：‘寡人知子善用兵，虽可以霸，然而无所施也。将军罢兵就舍，寡人不愿。’孙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能用其实。’”之后，幸有子胥痛陈利害，吴王才又转而大悦。于是，任孙子为将，击鼓会军，集而攻楚。[4]
    由此可见，孙子与吴王有着特殊而密切的关系。其一，阖闾和伍子胥皆“好文”，这对《孙子兵法》的慎战、全胜思想特别是精致的语言风格都有极大的影响。其二，吴王与孙子经常问答切磋，其间产生的影响必然是双向的、多层的。吴王受到孙子兵法的启发，孙子也受到吴王的影响。他得到吴王重用，积极参与争战，又目睹吴国走向灭亡。这些对他的军事思想的成熟、完善，对他的人生哲学的思考、抉择，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孙子兵法》的成就与吴文化的内在联系
    据上所述，可以看出吴文化对孙子及其兵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那么，从齐文化与《孙子兵法》文化特质的比较，进一步就军事学、美学和文学诸方面加以探讨。
    齐文化尚武，《孙子兵法》还尚智。我们知道，齐文化的尚武传统，可以上溯到先齐文化时期。相传齐远祖蜚廉“以材力事殷纣”，（《史记·秦本记》）他一生非战即斗，最后战死的海边。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被封于齐，建立齐国。《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太公“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管仲为相时，更是富国强兵，齐国一跃而成为军事上的头等强国。这样齐地尚武精神不绝如缕。生于斯长于斯的孙子名武，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而他的在吴国诞生的《孙子兵法》，以慎战为指导思想，以“不战而胜”为最高原则，处处告诫人们的是以政为先，以和为贵，以智为尚，在尚武的同时，更尚智。
    齐文化重利，《孙子兵法》亦尚美。齐文化的伦理学说十分重视功利，管子《禁藏》中说：“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孙子兵法》尽管也有趋利避害的论说，如《九地》曰：“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但并非唯利是图。孙子反复强调过：“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军命有所不受。”（《九变》）为什么呢？因为孙子以“全”为美。这是《孙子兵法》的核心和纵贯十三篇的红线。他说：“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在他的兵学体系中，融入了他的审美理想，他在求真务实的同时，一直对完美的全胜境界孜孜以求。与之相近的是“善之善者”，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又如“善用兵者”，“善战者”，“善攻者”，“善守者”，“善动敌者”，“善出奇者”，等等。这些“善”就是佳、美、好、上，是他战争艺术的追求，也是审美理想的追求。其中的最高境界是“善之善”者，即尽善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