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基础，理学则与反变法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及至南宋又同成为宋学中相互排斥的两大学派。因而要考察南宋时期理学家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新学和理学的相互消长以及理学家对新学的批判就不能不是考察的重要方面。有关南宋时期理学和新学的消长已另有专文论述，本文将重点考察理学家对新学的批判。
    一
    在学术发展史上，学派间为追求自身的存在价值，排挤其它学派乃是一种正常的历史现象，特别是新学作为北宋中叶儒学复兴运动中脱颖出来的主流学派，不仅被视作孔孟思想的正统学派，祀享孔庙，而且为天下士林所宗，因而，理学要想扩大自己的影响，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就必须战胜或取代新学，战胜或取代的方法不外有二种，一是建构超越新学的庞大思想体系，标榜自己为继孔孟绝学的正统，并得到官方的认可，二是为标榜自己的正确，必斥他说为非。在这里主要讲第二种，即理学家们对新学的批判。理学家们对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二个方面：
    首先，理学家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揉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公开站出来批判新学的程门弟子杨时说：“然以其（王安石）博极群书，某故谓其力学；溺于异端，以从夷狄（指佛教），某故谓其不知道，”[1]（卷17《与吴国华别纸》，《答吴国华》）“自佛入中国，聪明、辩智之士多为其所惑，鲜不从者……如王荆公晚年深取其言，自谓已知之而知有不尽此非同乎流俗也，盖其于儒者之道未尝深造，故溺焉，而不即悟耳，是以为大害，”[2]（卷17《又论龟山墓志中事》）杨时的大弟子陈渊在与宋高宗面对时更是直言新学的不正，宋高宗说：“以《三经义解》（杨时著）观之，具见安石穿凿。”陈渊对曰：“穿凿之过尚小，至于道之大原，安石无一不差。推行其学，遂为大害。”宋高宗曰：“差者何谓？”陈渊说：“圣学所传止有《论》《孟》《中庸》，《论》主仁，《中庸》主诚，《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论语》随问随答，惟樊迟问，始对曰‘爱人’，爱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爱为仁。其言中庸，则谓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处已。《孟子》七篇，专发明性善，而安石取扬雄善恶混之言，至于无善无恶，又溺于佛，其失性远矣。”[3]（卷376《陈渊传》）胡宏则认为，“王安石专用己意，训释经典，倚威为化，以利为罗。化以革天下之英才，罗以收天下之中流，故五十年间，经术颓靡，日入于暗味、支离，而六经置于空虚无用之地”。[4]（卷3《程子雅言后序》）
    南宋后期魏了翁和黄震的批判更具代表性，魏了翁在《周礼折衷》中说：
    王荆公常以道揆自居，而元不晓道与法不可离，如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以其有道也，法不本于道，何足以为法，道而不施于法亦不见其为道，荆公以法不豫道揆，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见一偏，为害不小。[5]（卷140）
    黄震的《读〈名臣言行录·王荆公（安石）〉》认为王安石其所以“尽坏祖宗法度，聚敛、毒民、生事、开边、卒乱天下”，就是因为“安石之不学。与夫学者，将以明理而施之用，六经治道之根源，诸事行之龟鉴，固非山经海志，野史小说、神仙传、天竺书，索隐务奇之为博矣……愚尝谓安石本效商鞅而才不及……”[6]（卷50）
    理学家对王安石新学攻击的另一个方面，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思想根源，予以无情打击，藉以配合宋高宗以后宋廷对王安石变法否定的政治需要，这可从杨时、胡宏、陈渊、朱熹的批判为代表。
    杨时《上钦宗皇帝（其七）》云：
    臣伏见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蠢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祖宗皇帝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臣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败坏其心术者，不可缕数……[1]（卷1）
    胡宏《上光尧皇帝书》云：
    ……王安石轻用已私纷更法令，不能兴才教化、弭奸邪心，以来远人，乃行青苗、建市易、置保甲、治兵将、始有富国强兵、窥伺边隅之计，弃诚或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废祖宗法令，而不知其与祖宗之道废之也。邪说既行，正论屏弃，故奸谀敢挟绍述之义，以送其私，下诬君父，上欺祖宗，诬谤宣仁，废迁隆祐，使我国家、父子、君臣、夫妇之间顿生疵厉，三纲废坏，神化之道泯然将灭，纲纪文章扫地尽废，遂致邻敌外横，盗贼内讧，天师伤败，中原陷没，二圣远栖于沙漠，皇舆僻寄于东吴，嚣嚣万姓未知攸底祸至酷也。[4]（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