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人对民风好讼的认识
    民间诉讼成风，是宋代社会的普遍现象，江南地区尤为明显。《宋史·地理志》载，京东东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福建路的民众，都有好讼习俗。诉讼，又称打官司，主要是由民事纠纷引起，属于司法领域的活动，当它成为一种风尚，便成了社会发展中的大问题，和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密切联系。宋代士大夫对民风尚讼，多取批评态度，称他们是“珥笔之民”，也有人作具体分析，评议致讼的原因。南宋胡石壁认为：“词讼之兴，初非美事，……故必须果抱冤抑，或贫而为富所兼，或弱而为强所害，或愚而为智所败，横递之来，逼人已甚，不容不一鸣其不平，如此而后与之为讼，则曲不在我矣。”（注：胡石壁.名公书判清明集[Z].卷4“妄诉田业”.）贫弱者为富强所欺逼兼并，受冤抱屈，非鸣不平不可，兴起诉讼，祈求官府依法裁决，是正当的行为，不应被指责。
    反对百姓打官司的人有一种说法：“好讼”是因为懂得法律，会依据律令条文驳辩，弄得州县官吏难堪。对此言论，北宋杨侃进行了深入的评价。他在景德年间（1004-1007年）写的《增修袁州郡厅记》中说：
    “袁之于江南，中郡也。地接湖湘，俗杂吴楚。壤沃而利厚，人繁而讼多。自皇宋削吏权而责治术，天下之郡，吉称难治，而袁实次之。何者？编户之内学讼成风，乡校之中校律为业，故其巧伪弥甚，锥刀必争。引条指例而自陈，讦私发隐以相报，至有讼一起而百夫系狱，辞两疑而连岁不决。皆谓弊在民知法也。抑法者，民之衔勒，上执之可以御下，下持之可以犯上也。是故子产铸之于鼎，郑国不闻不治；商君令之于市，秦人不闻不畏。且民者，冥也。以其冥然无知，所以难治也。今袁之民，既皆知法，是易治也，非难治也。其由在上者自紊其法，故民得以纷纭于下也。呜呼！政不廉，法不平，虽非良民，口不可塞也。既廉且平，袁民其如予何！侃临郡邑十有八年矣，去年秋自筠移治是郡，察弊问俗，不俟下车，亦未尝敢变十八年之所行也。既而狱讼清，郡事简，比前所治，不见其异。则知有不治吏，无难治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安有袁乎？吉乎？难治郡乎？”（注：（光绪）江西通志[Z].卷67，建置略·廨宇一.）
    杨侃的议论，有几点值得重视，如：民多讼是因利厚人繁，百姓学讼、校律，有“引条指例而自陈”的能力，是易治；之所以变成难治，“其由在上者自紊其法”、“政不廉，法不平”，百姓就要控诉，依法抗争；法律的作用是双向的，“上执之可以御下，下持之可以犯上”，实践证明，在上者按法行政，既廉且平，便狱清事简易治，反之，便难治，结论是“有不治吏，无难治民”。他以当事人说当时事，有理论有事实，分析深入，见解精辟，具有普遍性。
    袁、吉州情况如彼，福建的情形怎样？地区不同，情况有异，不会完全一致，但是，在基本点上则是相同的，也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人地矛盾尖锐，阶级关系紧张，遂致讼多。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二、福建在宋代的人地矛盾
    《宋史·地理志》说：福建路由于“土地迫k23m218.jpg，生籍繁伙，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寖贵，故多田讼。”陈师道也记载说：“闽中诸县多至十万户，坚忍喜讼，号难治，邵武其尤者。”（注：陈师道.后山谈丛[Z].卷4.）看来人多地狭，是产生争讼的客观原因；争夺田地是矛盾的主要内容。这些与袁州的情况是一致的。
    史料证明，漳州、泉州在纳入北宋统治范围之时（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有151,978户，比较唐中期的天宝年间的29,152户，增加至5倍多。全福建地区，《太平寰宇记》载有410,101户，比天宝时的90,686户增加至4倍多。这些数字说明，自唐中后期至五代时期，福建境内人口增加，生产开发加快。经济进步的形势，在宋代三百年间持续发展。宋代以前，福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四五人，到了崇宁元年(1102)，总人口430多万，每平方公里为36人；绍兴三十二年(1162)总人口为565万余，每平方公里为47人；嘉定十六年(1223)再增为646万余，每平方公里53人。（注：人口数分别见《宋史·地理志》、《文献通考》卷11《户口》。面积按12万平方公里计.）
    考察福建的人口密度，还要注意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福建全境多山，仅海拔500公尺以上的山地即占72%以上，平原只有13.1%。不难想见，七八百年前的福建森林茂密，而耕地狭小，人们挤在狭窄的农耕区域，实际的人口密度远远大于平均数。
    人地矛盾中的生存竞争，推动了垦种梯田的热潮。这是非常艰苦的劳动过程，而耕地面积不可能大量增加。所以，《宋史·地理志》作出福建“土地迫k23m218.jpg，生籍繁伙，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的论断。在当时还不可能大量向海外发展的条件下，日见加多的劳动人口，只有不畏艰苦地垦拓山地。耕地珍贵，土地兼并剧烈，地价逐日提高，已是发展中的严峻现实，“亩值寖贵，故多田讼”，不可避免。由于贫弱小民缺乏耕地，生计极限，所以还有另一种现象，即“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注：宋史[Z].卷173，食货一.）“闽中唯建、剑、汀、邵武四处杀子，士大夫家亦然”。（注：孙升.孙公谈圃[Z].卷下.）或者说：“闽之俗，地狭人稠，计产养子”。（注：胡寅.斐然集[Z].卷11，“议服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