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之四《客僧妄诉开福院绝》：建阳县敕赐佛寺开福寺，分立23所小院，田地物业总归开福寺所有，各小院“分头佃作，一门而入”。小院中有8所已经废坏，其一与总院同名，称开福院。僧人宗琦等提出将开福废院田产没官赡学，另佃耕作。（注：名公书判清明集[Z].卷11.）
    案例之五，《母子不法同恶相济》：顺昌县官八七嫂母子积年凶恶，“贻毒一县平民，及外州商旅”；“私置牢狱，造惨酷狱具”；“造两盐库，专一停塌私盐，搬贩货卖”；“私置税场，拦截纸、铁、石灰等货，收钱各有定例”；又掠人妻女，占人田业，殴人致死……乡民被害者数百人泣诉，含冤白死者不一，“是以三十年间，民知有官氏之强，而不知有官府”。（注：名公书判清明集[Z].卷12.）
    以上5例，反映的是福建上四州的社情，所在州县长吏对这些案件进行了审理。他们在“正人伦、厚风俗”思想指导下，遵循朝廷旨意，依据现行法律，分析案情，辨析契约真伪，查证田地实况，分别惩处了丘庄、俞行父、江文辉、宗琦、官八七嫂母子等人。这些讼案虽然处理了，然而所反映的社会矛盾并不因此消失，还会在其他时间、别的地方出现。这些案例给我们的启示，对认识类似的诉讼事件是有帮助的。
    五、几点普遍性的认识
    上文征引的高斯得议论，在5例讼案中大致上有反映。所谓父子兄弟相互残贼，为财产而兴讼，造假契而欺良善，一方面说明了伦理道德的说教，血缘亲属的感情，都被经济利益冲淡，活生生的物质财富成了人们追求的共同目标。另一方面，矛盾之所以尖锐，讼案为何历经数载，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更值得探求。高氏的议论没有涉及，上述的案例则提供了一些情节。
    首先，官吏贪腐，衙门黑暗，是豪强作恶，乡民怨忿的重要根源。寡妇官八七嫂母子能称霸地方，是因为“前后官府月（县？）吏素与交结，往往将词人科罪，含冤白死者不一”。地方官府成了她家的“保安”，难怪乡民有争，“必听命其家”。其次，她家凭豪富“纳粟得官”，次子“今任鄱阳县尉”，蓄养一伙恶少“以为爪牙鹰犬”；寺僧惠k23m220.jpg也不甘寂寞，“为官氏子母率敛民财，寄收赃物”。由于这个母子恶霸势焰太炽，直接危害了宋朝的地方统治，仅私设盐库一项，“坐夺国课，致顺昌一县，败坏二十余年，累政县令，缘此皆罢”，（注：有关案情内容来自前引案例，资料出处前已注出，不再重复。后同此.）福建官府才惩处了她家全伙，抄没其全部财产。
    案例二的祖主簿，虽然不是建阳本地人，却是劣绅，以其较高的官品，“遽有使豪恃气，武断乡曲之意”，横行霸道，使“县令人微望轻，不能主张百姓，使村民被寄居屈压”。他为了替“表亲”俞行父兄弟霸占傅家的山田，肆意抗拒官府调查，先是向前去调查的县尉行贿，后又藏匿“紧切邻人”不让作证，再是买通保正共为欺罔，以求必胜。他公然违反禁令（注：宋会要辑稿[Z].刑法三之12：景德三年(1005)六月十三日诏：“诸色人自今讼不干己事，即决杖枷项令众十日”.）“讼不干己事”，干预俞、傅之讼。此案最后惩办了俞氏兄弟，对祖主簿仅只两句批评。顽劣官绅依然可以为所欲为。“在上者自紊其法”的顽症，封建统治者不可能自己铲除。
    其次，争夺财富——田地的纠纷是社会性的，突破了人伦亲缘界限。贪官恶霸侵吞细民之事毋须再论，普遍百姓之间也常起讼端。案例一的丘庄、丘萱是堂兄弟，血缘关系不疏，但丘萱刚死，丘庄便“垂涎”于堂弟妇的产业。先是“染指”于立继。这是文雅一些的手法，立继不成，他便“奸巧横生”，“自立两契”将其田出卖，全然无视弟妇的存在。案例三被告江文辉，与江氏原告是同族人，知道前辈典田之事，便不顾法令的界限，“强收田禾”。关于典当物业的诉讼时限，北宋时定为20年，南宋以后改为30年：“典产契头亡殁，经三十年者，不许受理”。（注：名公书判清明集[Z].卷9，“妄赎同姓亡殁田业”.）而江氏之父典得江通宝之田是48年前之事，且“契头”两人都已死亡，所以此项典产已不能赎还。江文辉之举，显是强蛮抗法。其次，他厚颜昏赖，称是江通宝“直下子孙”，却拿不出“合同典契”；交验的上手老契，有关典田部分是“添纸填写”的，不是原本真品；“江通宝”三字也是新添的，“难辨亲的子孙”；典田段落土名也不同，等等。使出种种虚诞手段，“欺孤凌寡”。
    第三，寺院田产众多，是封建地主经济膨胀的特殊反映，也是封建特权中的产物。案例四的开福寺，从真宗天禧到孝宗乾道年间，约经二百年内，一直受到朝廷保护。它广有田产，分别由23所子院“分头佃作”。在时势变异之中，虽然曾被豪绅兼并了部分田地，但宋朝下令退还。“乾道元年(1162)朝旨，建、剑等处州县管下寺院田产，为形势、豪富之家妄作绝产请佃，今合尽数给还”。（注：名公书判清明集[Z].卷11，“客僧妄诉开福院绝”.）正是有道圣旨，“绝产”换主了的都要退还，所以宗琦4僧的诉状必然失败。官府认为，8所子院虽然废坏，但其田产仍是总院所有；开福寺有40余名僧众，不是废绝。宗琦等人投诉，被认定“以公报私仇”，“无爱惜常住之心，而但有破坏生事之私意”，将他们“逐出开福寺门”。
    寺院巨富，还得益于富户施舍（投资）。一次，福州的富室告诉官府要“出钱五百万葺佛殿”，知州孙莘老问他们：“汝辈所以施钱者何也？众曰：愿得福耳”。（注：孙升.孙公谈圃[Z].卷上.）这些富家的余财，是农民的血汗积聚起来的。他们不肯减租，却愿求佛。这是“名田沃壤归浮图者十六”的原因。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都兼并农民，使得“地狭人稠”的形势更趋严重。
    综上所述，福建多田讼，是封建生产关系发展中的必然现实，尽管百姓频繁地抗争与诉讼，在某种程度上遏制着腐败与兼并，但是根本矛盾未变，这是封建统治下不可克服的顽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