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与中国具体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在中国通史、史学理论和史料学等众多的学术领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
    有人曾对中国现代几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作过这样的比较：“如果说郭沫若是古代社会研究的开山，吕振羽首次科学地认识中国的史前社会，范文澜最早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中国通史框架，侯外庐系统而深入地梳理了中国思想史，那么翦伯赞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贡献，则主要在于他一直致力于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建设”[①]。的确，翦伯赞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方面，是有着突出贡献的。
    就象郭沫若和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翦伯赞也是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那场大论战而开始其史学生涯的。1930年冬，他首次以《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发展之划分》一文正式介入论战。稍后，他又在天津创办《丰台》旬刊，进一步推动论战向高潮发展。短短几年间，他先后发表了《前封建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等多篇重要论文。这些文章都涉及到社会史大论战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诸如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问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问题，等等。他的这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最终赢得这场论战作了独特的贡献。
    翦伯赞在参加论战的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对“动力派”和“新生命派”等错误理论的清算。他清楚地看到，在当时参加论战的形形色色派别中，“流行着各种各样布尔乔亚和小布尔乔亚的理论”，它们“都一致窃取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言辞，假装科学而出现”。他指出：“对于这些含有毒性的理论之拔根地铲除，是我们的责任，而且也唯有在反这些毒性理论之无情的斗争中，真正的历史科学，才能成长”[②]。正是由于这种理论上的敏锐性，使得他对论战中各家各派的观点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主要学术方向，翦伯赞也是如此。与众不同的是，翦伯赞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同时，并未忽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由于当时“动力派”和“新生命派”等都强调中国国情特殊论，故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强调中国历史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的同时，往往对中国历史自身的特殊性重视不足。对此，翦伯赞却保持着十分清醒的理论自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从生活实践中体验出来的结论。当新的事实被发现，我们必须要在不背叛他的原则的条件之下，加以补充而使之发展”[③]。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历史研究中可以照搬照套的公式，具体的历史问题，必须具体地加以分析。据此，他对论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所表现出来的“公式主义”倾向，也作了相当严厉的批评。
    如果说翦伯赞在社会史论战期间对马克思史学理论所作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那么他在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过程中的划时代著作。从1938年到1949年，短短的十一年中，该书前后再版、重印五次[④]，足见其影响之大。
    作为继李大钊《史学要论》之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上的又一座丰碑，《教程》系统地总结了自五四以来、特别是社会史论战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中一系列重要成就，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并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出系统的、科学的解说。
    在《教程》中，翦伯赞自始至终都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性原则。他说：“历史哲学或历史方法论的斗争……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他强调，他写作该书，就是要把历史科学从那些所谓饱学的奴才之污秽的手中夺了回来，使之成为大众以及一切被压迫者“冲锋陷阵的斗争的指南”。他说：“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抑压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⑤]。正因为如此，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就必须要有科学的历史哲学作为基础，“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任何研究都将“无从下手”[⑥]。
    在该书中，作者从两个方面分别论述了历史科学的实践性原则。首先作者将历史科学界定为“以说明人类生活斗争的实践及其发展为任务的‘现实的及实证的革命科学’”[⑦]。其次，作者又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出发，认为“理论和实践是不可分的”，“只有在人类之历史的实践中，才能发现正确的理论”，同样，只有“从现实中抽出来的理论，才是能够实践的理论……才能推进人类之历史实践”[⑧]。
    从历史科学的实践性原则出发，作者在该书中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把具体的历史事实去迁就抽象的公式”，或者“把抽象的公式当作具体的历史”，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既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结论”，故而一旦有新的事实发现，就“必须要在不背叛它的原则的条件下”，对它“加以补充，而使其理论随着事实之发展而发展，不要使理论停止在事实的面前，跟不上事实的发展”[⑨]，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
    和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相比，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一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不仅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且还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对许多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作出深入而科学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