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原则出发，他系统地阐述了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他说：“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14）]
    应该指出的是，在当时庸俗的阶级观点甚嚣尘上的氛围中，翦伯赞在论述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相结合的问题时，其关注的焦点是历史主义的问题，并由此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历史主义史学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文革”之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上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
    翦伯赞对历史主义的理解，前后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就隐约地包括了这一基本原则。其中，他特别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一般性的辩证统一以及人的主观创造性与客观条件的辩证统一等，都是这一原则的集中体现，只不过当时没有明确地提出来而已。他最早明确地提出这一原则，见诸于1952年发表的《关于历史人物评论的若干问题》。在这篇论文中，他针对当时史学界存在的“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提出过分的要求，甚至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历史人物”的错误倾向，明确地指出：“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是要求我们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要严格地联系到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因为一定的历史时代只能产生一定的历史人物，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如果把这种历史的局限性置之不顾或估计得不够，都不能正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15）]。这里，所谓“严格地联系”“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就是历史主义（他有时又称之为“历史观点”）的原则。违背这一原则，就是“非历史主义的”。
    到了1959年，他首次将“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并用，但又以“历史观点”为主要论据，来抵制当时史学界的片面化和简单化倾向。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一文中，他尖锐地指出：“为了打破王朝体系，连王朝的称号和王朝本身的历史也要从中国通史中削减或删去，这就等于在倾倒脏水的时候连小孩也一并泼掉”，因为“王朝的名号不是历史学家任意臆造的一种名词，而是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而尊重客观存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更何况，“一个跟着一个出现的王朝，正是中国历史在其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有了它们，中国历史才有了特定的、具体的内容。如果将它们从中国通史之中删除或减掉，那么所谓的中国历史只能是“一般的空洞的时间概念”。同样，打破王朝体系，也不应该抹煞历史上帝王将相们的活动以及重要的政治制度的沿革，否则，所谓的中国通史也必然是片面的。他认为，从阶级观点来讲，也不应该将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一笔抹煞，因为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是由彼此对立的双方构成的，舍一方也就无所谓另一方，因此，删掉统治阶级的历史，“那就取掉了阶级矛盾的一面，就不成其为阶级社会的历史了”[（16）]。
    1961年，翦伯赞被推选为科学院“历史教材编审组组称”，并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在这期间，他又对自己的历史主义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特别是在主持编写教材的过程中，他撰写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等重要论文，对中国通史研究中如何贯彻历史主义的原则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说。其中，对历史上农民和农民战争的历史进步性和落后性的分析，对封建时代阶级矛盾的表现及其转化的考察，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探讨等，都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历史主义观点。
    三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性极强的学问。作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历史科学的实证性，相反却十分重视这一特性。他在史料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证明了这一点。
    翦伯赞认为，“历史科学是具体性的科学，研究历史必须根据具体的史实”才能进行[（17）]。历史科学的这种特征，就决定了历史研究者必须从丰富而又具体的史料发出，“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示出他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示出他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示出他的发展法则”[（18）]。
    翦伯赞不仅重视史料，而且还对史料学进行过深入细致的探讨。香港学者许冠三认为，翦伯赞在四十年代的史料学成就，就“并不次于一般的专业史学家，有些见解且在他们之上”[（19）]。大致而言，他在史料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进一步发展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把文献史料的范围扩大到群书。他说：“何只‘六经皆史’、‘诸子亦史’、‘诸诗集、文集、词选、曲录、传奇、小说亦史’，乃到政府档案、私人信札、墓志、碑铭、佛典、契约、帐簿、报纸、传单、广告及一切文字的记录，无一不是史料”[（20）]。在群书之中，他特别看好诗集、词选、曲录和传奇小说之类的作品。例如，他写作《杜甫研究》，多本杜诗；撰《杨家将故事》，宁信元曲。在他看来，在研究杨家将的历史时，“不应以《宋史》订元曲”，相反“应以元曲订《宋史》，至少应视元曲与《宋史》是同等真实的史料”[（21）]。他甚至还尝试从马致远和关汉卿等人的作品中，去寻找“十三世纪中国社会的具体形象”，从《桃花扇》剧本中，去勾勒“明代亡国前夕的社会”景象。今天，人们在谈到以诗文证史时，总会想起陈寅恪。其实，在这方面，翦伯赞也是很有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