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史中，李汉俊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19-1922年间，他在报刊上发表了100余篇文章，十分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择取方向时候的指南针”，只要有了这个指南针，“我们就可以随时施设，应机修正，不至于死守盲撞了。”（注：汉俊：《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0年5月30日。）在他与李大钊、陈独秀等的合作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正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指出的那样，李汉俊是中共“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注：《马林致生产国际的工作报告》（1923年5月31日），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97/3060号。）。本文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进行一些分析与探索。
    （一）
    先进的中国人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唯物史观，这是因为它向中国人民揭示了拯救国家的正确道路。李汉俊十分重视对唯物史观的传播，不仅帮助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还写了《怎么样进化？》、《唯物史观不是什么？》、《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其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等文章，并第一个在我国高等学院开设唯物史观的课程，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在这方面的建树，他除了与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作了相同的工作外，有两点犹为突出。
    其一，在传播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他在《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1月23、31日）中指出，在对待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这基本问题上，哲学界自古以来就分成两个阵营，中间夹着折衷派（物心并行）。马克思主义是承认物质为第一性的，但它不是“物质唯一主义”，也不是折衷派。它与旧唯物论的区别在于：首先唯物史观主张物质支配精神，但并不否认精神的作用。其次它没有将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种机械运动，而是一种不停顿的物质运动。再次旧唯物论在对待“人类底进化及其制度的进化”时，认为是“思想发达固有的法则”发生作用的结果，而唯物史观认为是“社会底物质的条件发达的结果”，“经济的条件是历史--进化底根本动力”，劳动者是创造历史和社会财富的主体。最后它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思索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观察法“巧妙地结合”来观察历史和社会，所以唯物史观也叫作“辩证法的唯物论”。
    针对有人错解辩证法是诡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诡辩的唯物论的认识，李汉俊批评了这种“错解”，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形而上学是对立的。形而上学将一切事物不作“活的观察”，而作“死的观察”；事物从根本上讲是静止的，没有变化的。他承认形而上学在一定范围内，“是必要的方法”，但若一旦超出了所限的范围，就成为“偏见”、“空想”，陷入不解的矛盾中，结果是“只见树而不见林了”。他用近代科学的最新成果，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形而上学的荒谬，指出事物内部的运动是不停顿的，其两端是“相反”，“又是不能相离的”。一切事物的运动决不会永久的循环，而是不断地作历史的进化。所以辩证法是“合理的思索法”，而不是什么诡辩。
    其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突出体现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上。他通过对清末商人、实业家的考察，指出中国经济上同样发生了由家庭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向机械工业的移动。随着这个过程，中国产生了第三阶级（资产阶级）。他们不仅要求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还要求政治上的民主，于是要与封建贵族斗争，以期推翻封建制度。
    他看到中国资产阶级与西方资产阶级的不同点。中国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并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市场，必然与中国资产阶级发生“争夺战”。他们为了“制服中国底资产阶级，就要去帮助中国底封建贵族，妨碍中国底资本阶级握得政权。”（注：《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2年出版，第336页。）
    中国资产阶级虽然与世界落后了三四百年，但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有机体（尤其是交通发达的近代），而中国是世界的一个局部，可能“追随世界进化”而“发生资本主义”。然而中国特殊的国情，造成它不必沿着欧美资本主义的老路走。在欧洲，进化和蝉蜕是“按步就班，循次而进”的，但中国却不同，由于“急速进化”，使一切事件、思想变化之快、激烈的程度是欧美所没有的，第一个刚蝉蜕，还没有结果，第二个又发生了，“风涌云起，如走马灯一班（般）”。这正是中国赶上世界步伐，结束“混乱”的希望所在。中国发生在资本主义总“崩坏”的时代，要赶上世界，完全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可以直接“进化”到社会主义（注：《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2年出版，第361页。）。
    应该指出在这方面的分析，表明他并没有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因而导致他将中国社会列为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这一认识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思想，而是反映了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水平。但是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力求联系实际的学风，则是应该肯定的。其中许多思想火花，无疑为中国共产党人后来正确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提供了可贵的思想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