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讲学，极力兜售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陪他前往湖南讲演，并于11月6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竭力附和和宣扬罗素的理论。李汉俊与陈独秀、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高举起批判的大旗，将这场论战推向高潮。李汉俊写了《跑到内地才睁开眼睛么？》、《冤哉枉也--抨击张东荪先生的人们》等文章，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展开了全面的批判。
    第一，确定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张东荪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中宣称“我们主张社会主义既不象工行的社会主义建立一个全国工行、又不象多数的社会主义组织一个无产者专制政治、更不象无治的社会主义废去一切机关、复不象国家的社会主义把所有生产收归国有。乃是浑朴的趋向。”李汉俊尖锐地质问：“既然是一个主义，一定有一个内窝；断没有只有趋向而无内容的，是可以说是主义。”
    他指出凡是主义一定要有具体的内容。主义就是“解决一个特殊问题的基本原理”。它应该具备三个条件，即“在人类生存和幸福上有必要”、“在人类进化上有实现的必要”、“要有能够实现主义的政策”（注：汉俊：《读张闻天先生底〈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民国日报》1922年2月6日。）。这三个是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方能成为一个系统完备的主义。张东荪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竟没有内容，只有一个“浑朴的趋向”，“这就好比是一个瞎子，手里棍子也没有拿一根，只朝着一个方向，也不晓得前面有路无路，是山是水，只向前面走的一样。瞎子所趋的前面却是浑朴的。到了尽头或是遇着虎豹，或是掉下岩去，或是落下水去，或是走到桃源去，总是要达到比现在不同的一种特别境象的。”所以张东荪的社会主义是走头无路的社会主义，他是走头无路的社会主义者。
    五四运动前后，社会主义思潮汹涌而至，令正在寻求真理的广大青年一时“目迷五色”，难辩良莠。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广大青年中兜售他们的理论，使不少青年上当受骗。李汉俊告诫广大青年，对于新文化，也要看到其中的复杂性，一定要认真分析；社会主义也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而是内容复杂，分成许多种类的主义和制度，但它决不是象张东荪的社会主义那样，只有浑朴的趋向，而无具体的内容。他一一分析了各种社会主义，明确地宣布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号召中国人民应该很好研究西方先进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它们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中国将来必然要经过的阶段，所以这对“我们后进的中国人实在是天赐之幸”（注：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6月6日。）。中国若要赶上世界进步的步伐，就只有走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第二，揭露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阶级本质。张东荪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子，但他们的社会主义却是没有具体内容的。这不是他们的无知，而是掩盖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质。李汉俊逐一批驳张东荪的谬论。其一，张东荪等以中国没有劳动者，没有资本家，主要是发展实业为由，反对劳工运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李汉俊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剖析了中国近代社会，指出帝国主义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强行将古老的中国拉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中国自从有了资本主义，也就有了劳动者和劳动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构架也在中国开始运作，其经济价值规律也就发生作用。李汉俊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有劳动阶级，而且由于受到中外资产阶级的两重掠夺，中国的劳动阶级过得比西方同行要悲惨得多的生活；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外国资产阶级一样，都是强盗阶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张东荪的所谓发展实业，就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因为要主张资本主义，于是就反对社会主义”（注：汉俊：《社会主义是教人穷的么》，《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
    其二，张东荪鼓吹：“我以为在现在中国不必促进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敌忾心。而只应促成工人对于工人的同情心。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暂且不要提倡工人对于导阶级的反对观念，而只要提倡对于同阶级的互助观念。”对于这种阶级调和的论调，李汉俊指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其阶级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应该在工人和国民中“大大地灌输资本家阶级是掠夺阶级或强盗阶级的观念，使社会一班都明了资本家阶级底横暴，劳动者阶级底不合理的痛苦的理由。”他揭露张东荪抽象地谈什么同情心、互助、团结等，实质上是“不希望工人有阶级的觉悟”，甘受强盗阶级的压迫。他号召工人阶级提高阶级觉悟，团结起来，用阶级斗争手段，打倒资产阶级。
    李汉俊还通过中国近代史的分析，进一步揭露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阶级本质。中国自从鸦片战争后，就被西方列强强行拉进资本主义，这样“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走到欧洲封建制度破灭后的资本制度了，政治上却还没有脱离欧洲资本制度尚未发生的封建制度。”（注：汉俊：《进了步了！》，《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中国的第三阶级（资产阶级）和第四阶级（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攻击的目标都是封建贵族。一些资产阶级的“糊涂虫”竟以无产阶级为“同志”，以社会主义为“主义”。其实这两个阶级的目的是绝对不同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是造成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资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是造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所以张东荪从内地旅行回来，便“恍然大悟”，于是“大大地反对起社会主义，提倡资本主义了。”（注：汉俊：《进了步了！》，《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
    在这场论战中，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的国情还缺乏科学的分析，但他们坚决驳斥了张东荪等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谬论，从而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