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恩格斯将无产阶级世界观运用于对人类社会经济关系发展规律的研究，使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政治经济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李汉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体系，不能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分开来，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经济学说底参照，就只能得出空洞的观念，而且不能了解现在的社会，尤其不能了解将来社会底组织。”（注：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6月6日。）
    《资本论》是马克思花费了毕生精力的研究成果和最主要的著作，引起了李汉俊高度的重视。他将该书与《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为每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拿来详详细细读一读不可”的著作。由于《资本论》“里面材料理论都太复杂，不是脑筋稍微迟钝的人所能了解”的，因此国际工人协会评论联合编辑米里·伊·马尔西撰写了《Shop Talkson Economics》，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用很通俗的语言和方法加以“说得这样平易而又说得这样得要领的，在西洋书籍中也要以这本书为第一。”
    日本远藤无水将本书译成日文，李汉俊据此译成中文，以《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的书名，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2种，在1920年9月出版。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好地学习和掌握，他又将书中“有点抽象之处，非略有经济学常识者不能了解”，令读者“非费点思索不能了解的地方，又略略加了点注解。”为了同样的原因，他还希望中国读者在学习这本书的同时，阅读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都在这里。
    第一，李汉俊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用唯物史观对历史考察的结果，所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可以叫经济史观。其根本的一条就是：造就社会的因素很多，但终极原因在经济条件。人的观念（包括善恶正邪、信仰等），均由物质条件决定，并受它的限制，“经济的条件是历史的进化底根本动力”（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具体地说，就是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起支配作用的是物质的生产、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品分配。这也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
    在阶级社会，生产资料必被一个阶级所私有，从而“支配生产及交换”，进而支配生产者。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个阶级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造就解决这个对抗的物质条件（即无产阶级）。“所以人类社会底前史就以这资本家社会形态而告终。”（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这样他就让人们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实质，给正在寻求救国的先进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正确的民族解放之路。
    第二，李汉俊还大力宣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认为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这位伟大历史巨人对人类社会科学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这个伟大理论的创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一切主要方面所呈现出的规律，为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第三，李汉俊以《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中所获得的知识，去剖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他用通俗的语言，分析中国经济运作，以揭示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秘密。他往往从劳动人民几乎每天都要接触到的问题作为突破口，以提问题的方式展开。指出资本就是剩余劳动而投到再生产用的价值。它的最初形式是货币，是劳动的结果。因此不事劳动的资本家不应该拥有资本，一切事业都应该归劳动者所有。
    总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剩余价值论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在科学上的两个伟大的发现。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才使人类摆脱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桎梏。所以包括李汉俊在内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向中国人民传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重要内容。
    （三）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旗子下，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之在思想战线上展开了大论战。其中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使科学社会主义与行行色色的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基尔特是英语的音译，意即同业联合或行业。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行会社会主义，是英国工联中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1919年9月，张东荪等人就在《解放与改造》创刊号上，对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了介绍，并肯定这种“自治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各派别中“最要善”。同年12月，他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随后又发表了《为促进工界自觉性进一言》，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李汉俊十分敏锐地看出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本质，率先在《星期评论》第20号（1920年5月）上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随后又发表了《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5月30日）等文章，率先揭开了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