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作者指出：“人类历史上的发展，都是经过同一的相续的诸发展阶段，具有其一般法则，然而由于空间的地理环境等条件的歧异，也能给予以不同的特殊性”，正因为如此，“历史科学的研究，固然要以一般的发展法则为前提，但只是理解一般的法则性或世界史的一般发展途径是不够的，因为世界史发展的一般法则，并不能把特殊性摒除”。他认为：“历史的研究，不仅要从多样性的具体历史中，抽出其一般性，而且还要从其一般性中去认识特殊性。即同时必须辩证法地顾虑到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域之历史的特殊法则”。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般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一般性是从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或民族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通则；这个通则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但并没有取消各国家或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所以，作者坚信：只有把特殊性与一般性看作是辩证的统一，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本身之具体的内容”，“才能复现各民族与各时代的历史之具体的内容”[⑩]。
    再如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的关系问题。作者精辟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即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人们又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必须凭借客观的具体的条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的主观创造与其所处的客观条件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他说：“在一切民族的历史过程中，推动历史发展的，不只是客观的动因，而是客观的动因与主观的动因之辩证的发展”。作者坚信，只有坚持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辩证统一的观点，才是“活的辩证法”，否则，只能是抱着死板公式的机械论或唯心主义的观念论。他认为，“只有机械论者……才会特别的夸张客观条件，而完全否认主观的创造力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反过来，也“只有观念论者……才会特别的夸张主观的创造力而无视客观存在对历史的决定作用”[（11）]。他还联系社会史论战以来史学界所存在的问题，对这两种错误倾向作了尖锐的批评。特别是针对那种片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见物而不见人”，或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等错误倾向，作者都作了系统的清算。
    又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作者指出“依据唯物史观看来，历史上最终极的决定的契机，是现实的生活之生产与再生产。如果有人歪曲这一点，而说经济的契机是唯一的决定的契机的话，那命题就会转化为无意思的抽象的悖理的空辞。经济状态虽是基础，但上层建筑的诸契机，--如阶级斗争之政治的诸形态及诸结果，胜利的阶级于战后所定的宪法、法律的诸形态，乃至于这些现实斗争之参与者的头脑中的反映，即政治上、法律上、哲学上之诸理论，宗教的见解及其发展而生的教义之诸体系，等等，--在历史上之诸斗争的经过中所引起的作用，在多数场合皆决定这些斗争的形态”。这就是说，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虽然都是各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变革，但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上层建筑“也能给予下层基础以或正或反的作用”[（12）]因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片面地理解为“死板的经济史观”，是极端错误的。
    二
    就史学理论的探讨而言，翦伯赞在建国前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总体上是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力图把这些基本原理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建国之后，随着极“左”思潮的日益泛滥，史学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僵硬化的倾向日趋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他把自己理论探讨的重点集中到批判和清算史学领域的极“左”思潮方面来，并为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史学界也掀起轩然大波。先是所谓“拔白旗、插红旗”，在历史研究大“跃进”的声浪中，学术领域内“以论带史”的空洞、浮躁之风盛行一时；稍后，在“厚今薄古”的旗号下，民族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左”派幼稚病日益蔓延；再到后来，在阶级斗争就是一切的叫嚣声中，历史研究更是被严重地简单化和庸俗化。毕生以建设科学的历史学为宗旨的翦伯赞，当然无法容忍史学界的这种局面。从1959年开始，他一连发表了《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文与道》、《史与论》、《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多篇论文，与史学界日益蔓延的“左”派幼稚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翦伯赞认为，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存在着“片面性、抽象性”和“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的“突出缺点”。表现之一，就是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从庸俗的阶级观点出发，对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作简单化的、绝对化的否定。他说：“为了站稳立场，有些同志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为了站稳阶级立场，有些同志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是漆黑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古代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他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将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或阶级社会的历史一概否定的做法，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他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分析社会问题应该如此，分析历史问题也应该如此”[（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