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理学家批判王安石新学，对南宋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就是在“法祖”的旗帜下，使南宋社会上上下下因循守旧，政治上保守主义日益弥漫。这主要表现在对新学的批判既为宋高宗集团推脱乃父亡国罪责制造了口实，同时也将王安石变法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无疑是对那些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士大夫主张变革的一个沉重打击，使得他们在遵循祖宗之法上，不敢越雷池一步。魏了翁为宋理宗所开具的救弊治国之方是：一曰复三省旧典，以求六卿；二曰复二府旧典，以集众思；三曰复都堂旧典，以重省府；四曰复侍从旧典，以求忠告；五曰（原阙）；六曰复台谏旧典，以公黜陟；七曰复制诰旧典，以谨命令；八曰复听言旧典，以通下情；九曰复三衙旧典，以强本；十曰复制阃旧典，心黜私意。[5]（卷18《应诏封事》）再看方岳为宋理宗所开列的图治方案，一曰正人心，二曰定国本，三曰别人才，四曰谨王言，五曰节邦用，六曰计军赏，七曰惩士习，八曰清涂，九曰结人心。[16]（卷16《代范丞相》）姑且不论魏了翁、方岳的治国方案是否能被当局者采纳，单就他们的治国胸怀而言，除了在祖宗之法的窠臼里和理学家的空论中兜圈子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革新政治的意义。这只是两例而已，其实在南宋官僚士人的文集中，举凡涉及革新政治，大致都不出魏了翁、方岳之右，即只在赞美祖宗家法，或称颂太祖太宗，或美誉仁宗，或溢美元祐，似乎只要恢复祖宗圣政，一切弊端都可消除，腐朽破败的政治就会得到医治，所谓“论恢复则曰修德待时，论富强则曰节用爱人，论治则曰正心，论事则曰守法”。[17]（卷1《上孝宗皇帝第二书》）正是在这些空洞的议论声中，南宋政治日趋走向颓废，南宋末年，黄震言当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虚、曰士大夫无耻，[3]（卷439《黄震传》）可谓一针见血，而形成这种局面，则不能不与宋廷否定王安石变法和理学家们批判新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其次，朱熹、陆九渊对王安石新学及新法的评价，直接影响了元明清人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特别是入元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朱熹以道学之是非的评论标准，也就成为元以后评价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取舍标准。朱熹的这种评论标准贯穿于他所编撰的《皇朝名臣言行录》一书，虽然王安石被列入名臣，但所辑言行大都来自仇视和否定王安石变法之人的记述，如《邵氏闻见录》、司马光《涑水记闻》、《温公琐语》、《吕氏家塾记》、《程氏遗书》、《鱼山语录》、《东轩笔录》等10数种记述诋毁王安石的言论。虽不加论断，但实际上已将他对王安石新学及新法的观点，在剪裁、选取这些材料时寓于褒败之中了。“一经名臣采入，于是元人修史，皆以大贤所录为可信，亦遂尽笔之于史。自是后人读史者，只知国史为可信，而不知杂出于记载私书”。[18]因而，朱熹对王安石新学及新法所作的定论性评价直接影响后世四五百年对王安石的评论。如元史臣在《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论曰：“朱熹尝论王安石以文章节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又于沈洙等传论曰：“由王氏之学不正，害人心术，横溃烂漫，并邦家而履之，如是其甚焉，此孟子所以必辩邪说，正人心也。”[3]（卷354）明代杨慎引罗整庵的话说：“宋之乱本于王介甫……王之祸宋本于学术不正。”[19]（卷51《司马温公墓铭》）四库馆臣在为《临川集》所加提要中说：“朱子《楚辞》后谓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与生平事心术略无毫发肖（似），（此）夫子所以有于予改是之叹，斯诚千古之定评矣。”[20]（卷153）
    【参考文献】
    [1]杨时。龟山文集[M].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2]陈渊。默堂集[M].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胡宏。五峰集[M].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5]魏了翁。鹤山集[M].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6]黄震。黄氏日钞[M].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7]朱熹。朱文公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
    [8]全祖望。宋元学案[M].四部丛刊本。
    [9]张栻。南轩集。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1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