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代重视家礼建设的原因
    宋代统治阶层之所以如此热心于家礼建设，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其一，宋代统治阶层很多人都具有“家国一体”的政治观念。在他们看来，家庭既是国的基本组成单位，又是国的缩影，治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治国。在《家礼》原序中，朱熹明确指出自己编写此书的目的：“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要，谨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可见，朱熹推行家礼，实际上是想通过修身齐家的方式，帮助国家达到崇化导民的最终目的。司马光则在《家范》开篇第一条，引用《周易·家人》作为写作此书的指导思想：“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司马光在此条下解释说：“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而天下莫不化。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六亲和睦，交相爱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显然，司马光把“家道”提到了极高的地位，认为正家道是教化天下的根本。接着，他又引用《大学》中的一段话：“《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在此，司马光托古言志，通过对经典的引用表达了自己“家国一体”的思想观念。
    其二，宋代建国初期所面临的礼制崩坏局面，使宋代统治阶层意识到重建“礼治”已成为当务之急。从政治上看，宋以前的五代是一个以“礼崩乐坏”著称的时代。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灵涂炭。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之事层出不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臣、人鬼皆失其序。在这种乱极的社会，礼仪成了一纸空文。这正如司马光所说：“凌夷至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仪为何物矣！”[2]宋代建国后，虽然在政治上走向统一，但礼仪败坏的局面却很难迅速改变，违礼之事颇为常见。如宋初规定，平民不许乘轿，贵戚大臣非有殊恩亦不能乘轿。但实际上，当时富裕的工商、庶人之家不但乘轿，而且在轿的装饰上甚是越礼逾制，轿夫也多用八人，被当时大臣斥为“僭拟”。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宋代统治者十分焦虑。他们深知，如果不重振纲纪，整饬社会秩序，必将重蹈前代覆辙。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礼治”的措施，以礼入法，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来强化礼制建设。如司马光说：“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以神武聪明躬勤万几，征伐刑赏，断于圣志，然后人主之势重，而群臣慑服矣！”[3]可见，宋初统治阶层在“礼治”方面确实费了不少心机，他们试图通过各种努力来恢复以前的礼治社会，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民间家礼的建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阵地。
    其三，宋初庶人阶层的崛起，也使宋代统治阶层看到了民间家礼的重要性。宋初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处在一个重大发展变化时期，尤其是社会关系的变革，更是引人注目。在此之前的魏晋时期，门阀制度森严，“士庶天隔”，不可逾越。经过唐五代的大动荡，旧的高门大族已所剩无几，门阀氏族阶层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士”的概念也开始转化为读书人。士庶之间尽管还存在差别，但已不像原来那样泾渭分明。官府下的诏令往往以“士庶工商”连称，将此四民视为一个地位大致相等的平层阶层，统称“庶人”，以与品官相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变革，促进了庶人队伍的壮大，使他们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力量。社会地位提高了，对社会的要求也必然随之增加，这突出表现在庶人阶层“平等”意识的增强。他们不满于传统社会等级的划分，提出了在社会身份上“等贵贱”的明确要求，并不断在其物质消费和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僭礼越分之事经常发生。如何对待这种社会现象，成为摆在宋初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妥善管理好庶人这个庞大而强有力的阶层，将会对宋初社会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代统治阶层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十分重视民间礼制的建设，积极推进“礼下庶人”。作为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礼，在先秦主要用于规范、协调贵族之间的行为，在魏晋主要用于维护门阀士族的特权和地位，而到了宋初，礼的功用重心开始向下层社会转移，成为统治者管理百姓的一个有力工具。
    三、宋代家礼建设的宗法色彩
    如前所述，经过五代时期的动荡，宋代社会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门阀制度的衰败，使得人身依附关系趋于松弛；不断的迁徙和流动，改变了传统那种大规模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不同阶层间由贵到贱、由贱而贵的变化，打破了以往那种界限分明的等级划分。这些变化使得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惶恐不安，深感个人地位之不稳，家庭保持之难久，于是，他们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来达到保家保族的目的，而重建封建家庭礼制，是其中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另一方面，传统宗法纽带的破坏，严重削弱了统治者对下层人民的控制能力，为当时的封建统治秩序埋下了“危险”的种子，因此，对于士大夫重建封建家礼的要求，上层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支持。对此，王善军也曾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作过分析：“伴随着唐宋之际的长期战乱和社会关系的变革，门阀宗族制度受到了彻底的冲击。至五代宋初时，社会上宗族成员关系松散，有的甚至相视如途人，缺乏有力的团聚力量。这种状况，是极不利于地主阶级统治的。再加上商品经济的冲击，经常会使得富者有社会地位不稳之虞，贫者有失去生活能力之忧。因此，宋代的地主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士大夫阶层，就极力想利用宗族这个古老的自然共同体，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4]这样，保家保族和治国安民的双重目的，必然使宋代的家礼建设带有浓重的宗法色彩。
    宋代重要的家礼著作都十分注重对宗族观念的突出和强调，如司马光《书仪》专设“影堂制度”一节，就是强化宗族观念的一个重要表现。影堂即《家礼》中所说的祠堂，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其职能相当于古代的家庙。家庙之制，由来已久，但其间经历了多次的兴替和演变。在唐代，世家贵臣还都有家庙；到了五代，由于宗法制度的瓦解，家庙之制也随之灭绝。宋代建国后，在统治者的反复提倡下，家庙制度才慢慢恢复起来，并且逐渐延伸到了下层民间，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司马光《书仪》当中，影堂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祭祀祖先、冠婚丧礼、升官远行，都要到那里举行相应的仪式，司马光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敬宗来收族，加强家族的凝聚力，使宗族观念深入人心；同时，影堂的设立，也突出了族长的地位，因为宗族的各项活动都是由族长主持的，家族成员必须服从族长的调遣，这样一来，族长便逐渐在家族中树立了极高的权威，享有对整个家族的绝对统治权。而这正符合了当时统治者的现实需要，迎合了统治者多层次、多渠道控制基层社会的愿望，使家族这种宗法组织成为统治者统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而更加强了对下层人民的控制力。司马光在其家礼体系中极力渲染影堂制度，扩大影堂在家族日常活动中的应用范围，也正是出于这种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