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3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旅游和采访。1936年6月,他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成为采访红色中国的第一个外国记者。他将这里的所见所闻,真实生动地写进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10月,该书在伦敦出版,轰动了中国和整个西方,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斯诺,这位美国资产阶级记者,为何要采访红色中国?应该说,斯诺采访陕北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尽管他一再宣称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是共产党员,但无论从其采访陕北的内因还是外因看,都与中外社会主义运动密切相关。 一、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驱使 斯诺访问“红色中国”,首先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密切联系。 斯诺采访陕北是受到多家英美报刊、出版商的激励和资助的。早在1933年,美国出版商哈里森·史密斯就写信给斯诺,约他于1934年底以前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的书,并答应预付一定的费用(注: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0。P62。);1935年,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报》也表示愿意资助斯诺到苏区采访(注:刘力群:《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P377。)。斯诺很感兴趣,但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无法进入苏区采访而作罢。1936年初,当中共和围攻陕北的张学良、杨虎城达成停战协议时,斯诺访问陕北的希望即刻复燃。他马上将准备去苏区考察的想法告知这两位约稿者,他们立即复信表示热情支持,并答应负担此行的全部费用,如能成功,还有奖金。《纽约太阳报》也支持斯诺的陕北之行(注: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P182。)。这些报刊、出版商的约稿与资助,是促使斯诺采访陕北的重要因素。 不难看出,英、美报刊、出版商的约稿与资助,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其背后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英美报刊和出版商的约稿和资助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们支持斯诺采访陕北,或是出于资本家赚钱的目的,或是出于政治家的政治目的,或是二者兼有。资本家需要关于红色中国的报道,是因为这些报道符合读者的口味,能赚到钱。这说明西方社会有大量的读者关注红色中国的发展。政治家需要红色中国的报道,有的是因为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需要与东方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联合,或是因为他们想通过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来鼓舞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有的则是因为世界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对西方资产阶级统治有至关重要的利害关系,他们或是要利用它,或是要防止它。不论是哪种目的,也都说明了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在30年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事实上,30年代初期正是英美等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时期。早在20年代,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纷纷成立了共产党,同时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共产国际也于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国社会主义运动达到了更高水平。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充分地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相反,社会主义的苏联却在这时取得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苏联的成功,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与英美等国家的对比,一方面使各国无产阶级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信仰,更积极地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另一方面,也使各国中小资产阶级陷入了深刻的信仰危机,他们感到迷惘、困惑,对资本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其中许多人纷纷转向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30年代,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也加强了联合,互相支持,共同斗争。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逐渐成为各国工人政党关心的内容之一。 同时,二、三十年代崛起的德、意、日法西斯也引起了西方各国各阶层人们的忧虑、恐惧和反抗。许多国家中各阶级各党派联合起来,结合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各国共产党战斗在最前列;各国共产党还积极地加强国际团结,其中共产国际起着重要作用。共产国际非常关心中共的发展,异常关注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侵略,十分担心蒋政权走上法西斯道路,表示“坚决支持中国人民争取从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那里解放出来的斗争”,对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高度赞扬(注:(苏)《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反法西斯反战斗争》(文件汇编),莫斯科,1975。P385。)。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西方世界对中国尤其是中共和红军的情况极为关注。因此《红星照耀中国》一出版,立即畅销于西方各国。该书于1937年10月在伦敦首次出版时,几个星期就销出了10万多册,一个月就连续重印了5版;1938年它又在美国出版,立即成为最畅销的书;接着它又于苏联出版。该书行销西方各国,也进一步证明,30年代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使西方社会各界强烈地关注红色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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