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斯诺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激励
    斯诺访问陕北还有其自身的因素，即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
    斯诺于1928年来到中国，那时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然而不到2年，美国便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一下子从繁荣的顶峰跌落到危机的深渊。这场危机迅速波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斯诺本人也受到直接冲击，危机期间，斯诺生活十分拮据，时常为钱而奔波。同时，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入接触使他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不合理。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与失望与日俱增，并开始寻求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良方。他和美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开始倾向社会主义。
    1930年9月，斯诺到印度采访，他在那里拜见了主张用社会主义方式解决印度问题的尼赫鲁，尼赫鲁和斯诺的谈话对斯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注：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P89。）。然而使他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的是孙夫人宋庆龄，当时他对宋庆龄无限景仰。宋庆龄向斯诺介绍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信仰；她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他终究会失败”（注：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P100。）；她还告诉斯诺在中国只有中共是真正革命的力量。宋庆龄的这些思想对斯诺的影响是深远的。海伦·斯诺说：“使斯诺向左转的主要影响来自孙夫人自己的榜样。”（注：张彦：《美国朋友怀念着宋庆龄》，《人民日报》，1981.5.26。）
    斯诺的左转，不仅表现在他对国民党的看法由希望变为失望，而且更主要表现在他由信仰资本主义转为倾向社会主义，但还没有达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因为他的阶级出身和政治立场使他不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因此，斯诺这时对另一种社会主义--费边主义更感兴趣。斯诺曾说：“我服膺社会主义的逻辑，不是通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或毛泽东”，而是通过肖伯纳（注：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P166。）。
    肖伯纳等人提出的费边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思潮。虽然费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重要区别，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目标、原则等许多方面是相同或相似的。因此斯诺至少不会对马克思主义或中共产生敌意，相反则是抱十分友好、关心、同情与支持的态度。这一态度，在中外法西斯威胁日益增长时，变得更加明显，当时蒋介石正一步步走向法西斯化，加紧同德、意、日勾结。斯诺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对蒋政权的法西斯化也极为担忧。在面临法西斯这一共同敌人的威胁下，斯诺更加坚定地站在俄国一边，站在中共一边。他说：“在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我同情共产主义，倒不是出于喜欢共产主义的朋友，而是出于讨厌共产主义的敌人”（注：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P165。）。
    因此，当蒋介石疯狂地向根据地进行围剿，红军于1934年被迫长征时，斯诺对红军、对中共的同情与关注日益强烈。这些急切的关注充分地体现在他去陕北采访前就准备好的一系列问题中，如：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中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前途如何？能成功吗？其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中共是真的反帝吗？真的想同日本开战吗？其提出在中国组成抗日统一战线，这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兵力有多少？他们是被消灭了，还是继续存在？等等（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P1-5。）。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斯诺迫切希望能够得到红色中国的消息，盼望着能去苏区进行直接采访。然而由于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和围剿，这一希望在当时看来似乎是渺茫的。
    然而当1936年初陕北停战，使斯诺盼望已久的机会突然来临时，他毫不犹豫，立即行动寻找去陕北的途径。他首先通过“好象”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青年学生俞启威帮忙联系，接着又找在北平国立大学教俄语的俄国人塞吉·玻勒伏帮忙，但都迟迟没有回音。因此斯诺十分着急，于1936年5月到上海去找宋庆龄等人（注：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0。P68。）。终于，在宋庆龄、刘少奇等的秘密安排下，他于1936年7月中到达陕北，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陕北采访。
    总之，斯诺采访“红色中国”与3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密切联系。正是在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驱使下，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促使下，在他本人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激励下，他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进行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采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