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促成
    斯诺访问陕北，还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
    中共创立革命根据地以来，国民党对其长期进行新闻封锁和军事围剿。中共长征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后，更是如此。对此，斯诺深有感慨地说，“他们（中共）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P1。）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剿，使中共陷入孤立和封闭状态，威胁到中共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中共到达陕北后，日本对中国的猖狂侵略，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中共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任务。在这历史的关头，中共迫切需要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显示自己的存在，披露自己的真相，表明自己的路线、方针、立场和主张，尤其是抗日主张，以彻底揭穿国民党长期以来所散布的各种谣言。因而，打破封闭与孤立，成为中共急待解决的问题。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并企望从各方面着手加以解决，然而，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新闻封锁与检查和反共宣传，中共是不可能向国统区公开发布任何消息和言论的，其他各党派，各社会团体也不可能，国民党更不可能。那么外国人如何？中共开始把目光转向外国人，因为他们受各国治外法权的保护，在中国有较大的活动自由，他们还能将中共的消息向外国报道。对此，海伦·斯诺曾写道：“毛泽东……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记下和发表事实真相。”（注：《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来信》，《新闻战线》，1980年第1期。）
    那么，应物色什么样的外国记者呢？我们认为中共必然会考虑三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国籍。像德日意等法西斯国家，执行反共政策，这些国家的记者即使能客观地报道红色中国的情况，也不可能在中国或他们本国发表。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受到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怀疑和敌视，他们的记者所作的报道会被视为赤色宣传。从这一方面来看，美国似乎较合适。第二是记者的政治背景和倾向。只有那些既不纯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也不纯粹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记者，其报道才有可能为更多持不同立场的人所接受。第三是记者的报道态度，只有持客观报道态度的记者，才能真实地报道中共的情况，其报道才能更令人信服而被接受。
    中共根据这些条件开始物色人选，他们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在上海的宋庆龄。路易·艾黎写道：“那时，陕北传来电报，要求一位善意的记者前往边区”（注：路易·艾黎：《忆为中国而战的国际主义者》，见《生活在中国》，新世界出版社。P10。）。宋庆龄根据中央的请求，考虑斯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虽倾向社会主义，但不激进，其文章一直避免向激进刊物投稿，因而具有独立色彩；而且他的写作态度一贯客观真实，甘地曾评价说他是一个诚实的记者。中共经过充分考虑，最后选中斯诺（注：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0。P70。）。中共还为斯诺的陕北之行作了周密安排；到苏区后，毛泽东和其他各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都热情地接待他的采访（注：刘力群：《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P475。）。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中共急于打破封闭与孤立的迫切要求。
    斯诺后来回忆其陕北之行时，曾说到与毛泽东的会谈：“他（毛泽东）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注：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P192。）。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共打破孤立与封闭的目的也达到了。《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于伦敦出版后，中共得到西方许多国家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就是受了该书的鼓舞而来到中国的。1938年2月，该书以《西行漫记》为名在上海“复社”出版了中文版，因它揭穿了国民党长期以来的欺骗宣传，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共、红军和苏区的真实面貌，尤其是中共的抗日主张，使中共得到全国爱国人士、党派和团体的支持与拥护，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革命志士纷纷来到延安投奔革命。这样，中共迅速走出困境，不断发展壮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和威望也日益上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