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者之一的刘少奇，在60年代前后协助毛泽东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时，非常注重在全党倡导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其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光辉典范。
    下基层调查：身体力行
    刘少奇历来认为，为了有效地克服和防止我们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主观主义倾向，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尤其是重要的决策切合于客观实际，而不致于出现重大的失误，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当大力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切不可靠“宁愿坐在机关里，用空谈代替调查，由感想定出政策，而不愿意深入下层，倾听下情，检查党的决议情况并且从实践中检验党的决议是否正确，刻苦地研究新鲜事物并且正确地支持新鲜事物的发展。”（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否则，我们的工作就会像瞎子摸鱼一样无法做好，甚至还会因此而造成某些不必要的损失。
    他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60年代初，为了了解由于“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问题以及基层对中央实行的诸如粮食政策、供给制、办集体食堂等农村经济政策的意见和反映，他不顾体弱多病的身体，于1961年4月1日到5月15日，亲自带领中央调查组先后到湖南长沙县的福临公社、宁乡县的东湖塘公社和花明楼公社等地进行了为期44天的农村蹲点调查，其中33天吃住在农村。通过白天到各处实地察看、晚上召开小型座谈会等办法，他耳闻目睹了农民深受“左”倾冒进、急躁浮夸和刮“共产风”之苦，于是及时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调查报告，明确提出了要关心农民的疾苦，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意见。同年七八月间，他又不辞辛劳，不顾雨淋路滑，爬山涉水，深入到东北大、小兴安岭，察看了解森林资源和林业工人生活的情况。正是由于他深入基层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了解，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真实情况，因而为后来中央召开的有关会议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作了充分准备。
    值得指出的是，当年刘少奇不仅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而且为了不使调查走过场，真正了解和掌握一些实情，而不是一些虚假、表面性的东西，鉴于当时由于“左”倾冒进错误和一次次过火斗争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弄得不少人不敢讲真话，或是不让人讲真话的情况，他特别要求调查者不但要“身下”，更重要的是要“心下”。所谓“心下”，就是调查者在调查过程中要开动脑筋，努力而客观地掌握第一手的真实材料，切不可走马观花或道听途说。为此，他提出调查者应做到“三要三不要”，即要引导群众讲真话，不要停留在表面文章上；要多多听取正反各方面意见，不要偏听偏信；要从尊重客观实际出发，不要事先带框框。认为只有这样，调查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否则，只能是无功而返，或是收效甚微。
    事实上刘少奇自己就是这样做的。1961年4月上旬，他在湖南进行农村蹲点调查时，在所召开的座谈上，开始时与会的基层干部和社员对于他提出的农村经济目前为什么那么困难的议题上，大都心存忧虑，生怕“祸从口出”，于是要么一味地唱赞歌，不谈问题；要么吞吞吐吐，不敢大胆直露实情；要么干脆一言不发，成为听会者。为此，他就一再耐心开导大家：“请讲心里话，讲真话实话，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讲错了也不要紧。”还说：“请大家打消顾虑，不要怕，是什么原因就说什么原因，是事实就是事实，是人祸就说是人祸，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大家都可以讲出来！”（注：刘振德：《我为刘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18页。）不仅如此，甚至为了表示诚意，身为国家主席的他还摘下自己头上的兰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个躬。正是在他的再三开导和诚心相待下，与会者才逐步放下了思想包袱，把造成当时农村经济困难的真实原因诸如大办公共食堂、不准发展家庭副业、不准有自留地、商品交换中的剪刀差以及虚报浮夸等一一向他作了如实反映，从而使他对农村经济困难的问题有了一个全面而真实的了解，而不致于心中无数，并且他在深入了解实际的基础上，对某些当时不切合农村实际的作法，以敢于负责的精神，在其职权范围内，坚决而及时地予以纠正。譬如：对于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公共食堂问题，已到了“食堂不解散不得人心”（注：刘振德：《我为刘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35页。）的地步，于是他亲自指导当地县委下令予以解散，受到了广大干部社员的积极拥护。
    评工作得失：全面客观
    60年代初期，如何看待前几年“大跃进”运动以来的工作得失，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一个甚为敏感的政治话题。由于几年来“左”的错误，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开展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不少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不敢面对当时的现实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往往习惯于用过去那种“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关系”（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页。）的老框框来套，以此来说明所谓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而问题或缺点则是次要的。
    刘少奇认为，这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看待问题的应有态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在看待工作中的成绩与不足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他的话来讲，那就是：“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否则，任何的夸大或者缩小，都是不实事求是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
    由此出发，他在当年中央召开的多次工作会议上，谈及关于当时国内形势问题时，均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过去三年“大跃进”运动以来的工作情况作出客观而正确的评价。虽然，他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从总体上仍肯定了“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0页。）这一点，但在党的会议上，他并未回避问题的严重性。如：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他就毫不掩饰地指出：“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8页。）在同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再次尖锐地指出：“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445页。）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自己在湖南农村蹲点调查所获取的材料，果断地推倒了“经济困难是因为自然灾害”和“成绩九个指头缺点一个指头”的公式套话，明确地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是困难原因三七开，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二是缺点成绩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是说：“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所谓的“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则是指在前几年工作中，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和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倘用十个指头来衡量的话，就并非如有些人讲的“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甚至“全国有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页。）。
    由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出发，刘少奇指出：为了将全党从过去的错误和挫折中摆脱出来，使之由坏事变成好事，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谈起，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2页。）
    正是在他这种敢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评价工作得失的精神影响下，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都能比较客观地对“大跃进”运动以来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和总结，为进一步顺利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譬如：中央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于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大幅度调整退够的决策，下发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并还相应地制订了诸如下放城镇人口2200万，基建投资规模由1962年年初计划的384亿元压缩到46亿元，1962年大多数重工业产品的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20%以及缩短重工业战线，关并一大批经济效益极差的“土”、“洋”企业等克服经济困难的有力措施，从而使大规模地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得以在全国展开，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其具体表现在：经济形势到1962年底开始复苏，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6.2%，刹住了连续三年下跌的势头；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抹掉了连续4年的赤字；市场供应逐渐充足，自由市场价格下降35%；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比上年有所提高。不仅如此，而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复苏，到1963年国民经济状况出现明显好转。1964年调整任务基本完成，扭转了困难局面。1965年的国民经济已步入了正确发展轨道。（注：张子和、陈绍畴：《刘少奇发展战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