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虚假浮夸：旗帜鲜明
    刘少奇向来就以其在工作中主张讲究实际、脚踏实地和反对华而不实作风而闻名于党内的。这一点，在他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进一步得到了验证。譬如：在当年“大跃进”期间，他对那种到处搞吹牛浮夸的一套就极为反感，尤其是当看到在某些“左”的错误口号的影响下，各地的浮夸风愈刮愈烈、高产“卫星”愈放愈大，什么水稻亩产5000斤、玉米亩产5万斤、地瓜亩产30万斤等等的报道后，非但没有半点喜悦之色，相反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和疑虑之中。他以其南方人对水稻生产的了解曾斥责说：“亩产5000斤，肯定是吹牛！”（注：刘振德：《我为刘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76页。）
    特别是当看到河北省徐水县已宣布“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并轰动了全国的消息报道后，更使他坐卧不安，于是亲自带队到徐水县去实地察看。通过调查了解，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表明，徐水县的所谓“共产主义”，原来只不过是吃大锅饭不要钱的平均主义和一张只画着电影院、图书馆，却连居民区都没有的“共产主义新农村规划图”。（注：柯艾：《刘少奇》，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165页。）这哪里是什么“共产主义”，完全是一种纸上谈兵的瞎吹和乌托邦式的空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虚假浮夸现象？刘少奇通过深入调查了解，认为这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忘记、丢掉、甚至是背离了我们党过去多年来所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所致。不过，他指出：这里面有两种人：一种属于“不了解情况，武断办事，而犯错误的。这些同志，在主观上可能是好心好意，但是，思想方法根本不对头”。而“另外有一种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一时不了解情况而犯错误，却是故意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对于这种“为了争名誉、出风头，不惜向党作假报告，有意夸张成绩，隐瞒缺点，掩盖错误”者，他认为，其错误的性质就绝非前者那样，“不是属于不了解情况的问题，甚至不是主观主义的问题，而是一种极不老实的欺骗行为，是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作风，是完全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8-399页。）
    既然如此，应怎样来克服和纠正这一问题？对此，刘少奇指出，这主要应坚持做到四点：一是要立即在党内开展一场反浮夸风的教育。也即“必须在党员中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0页。）二是要对过去某些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把重视客观条件批为“唯条件论”、“‘左’比右好”以及用亩产800斤与否来定“左”或右等一些“左”的错误口号和作法进行一次认真清理，不能再到处乱喊、乱提、乱套了；三是要加强各新闻舆论工具的管理。也即“凡是要通过各省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以及广播电台、电话会议、现场会议等等，来推广和造成声势的事情，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加以控制，不能让报纸和电台自由发表消息和评论”；（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429页。）四是要认真“批评那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的人，并且要他们切实改正错误”。至于“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0页。）只有这样，才能坚决而有效地刹住那股日盛的浮夸风，从而使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得以不断恢复，并发扬光大。
    作自我批评：主动认真
    刘少奇一向主张，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要使自己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像马克思曾教导的那样，敢于实事求是地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经常认真而不是敷衍地进行“自己批判自己”，也即人们常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因为，积极地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不仅是我们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而且“是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一个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必须采取的态度”。“既然错误是客观存在的，就不应该把它隐蔽起来，不应该不去纠正”。所以，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我们敢于揭发错误、修正错误，正是表示我们党对于过去的伟大成就有足够的估计，对于克服当前困难具有坚强的意志，对于光明前途充满着信心，而不是相反；这正是我们党强的表现，而不是弱的表现”。（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1-412页。）
    基于这一认识，刘少奇一方面特别注意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营造一个畅所欲言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氛围，反对任何压制民主和打击报复的行为，并把这看作是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认为“发扬党内民主的中心的一环，在于充分地开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1页。）正是由此出发，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在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曾以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对部分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为促使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起到了一定作用。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为全党作出了表率，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在60年代初，他曾第一个积极主动地站出来代表党中央和他个人就有关“大跃进”运动以来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的问题作出深刻检查。在1961年上半年，他带队到湖南长沙县天华大队搞农村蹲点调查，同当时因犯瞎指挥错误而被撤职的原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谈到刮“五风”问题时，他就深感自责地说：“这也不能只怪你王升平，各级领导都有责任，中央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这次回来，就是向乡亲们承认错误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要刻一块石碑立在这里，或者是写个大单子用镜框镶起来，子子孙孙传下去，要大家永远记住，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注：刘振德：《我为刘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38-139页。）
    后来随着对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刘少奇更是自觉主动地多次在党的有关会议上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如在1961年5月下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前几年“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如此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实事求是地说，这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所致，至于“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8页。）在次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他在深刻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代表党中央作了自我批评，再次明确指出：“对于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页。）
    刘少奇这种不文过饰非、敢于正视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工作责任的精神，不仅体现了其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而且也从问题的一个侧面深刻地表明，我们的党不愧为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党。正是在他的这一模范作用影响下，在当年的中央“七千人大会”及其它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从各自工作的角度上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并由此带动了下面各级领导也相互间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而在全党上下形成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民主气氛。这恐怕是我们党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空气如此浓厚的好现象。这为当时统一全党的思想，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国民经济的“八字”调整方针，实现国民经济的基本好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