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是1910-1917年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础,并且决定着这一革命的民族特点。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民为消灭地主大地产制和为消灭墨西哥反动专制政治制度的斗争。研究这个问题,对于阐明墨西哥革命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农民起义军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和教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 1821年墨西哥独立之后,土地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由于确立了“土生白人”的统治,殖民地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带有封建经济特征的大庄园制仍在盛行。地主和教会大地产有增无减。从1810-1854年,大地产所有者的数量从4944个增至6092个②。在1854-1860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和内战时期所颁布的“改革法”,明确地规定了将教会财产全部收归国有,把教会地产分成小块出售。这就消灭了教会的大地产所有制,但却使地主的大地产制巩固起来。直到迪亚斯上台,大地产数目仍有5869个。这些大庄园几乎都有司法警政权,普遍使用“债役农”劳动。 在1877-1910年迪亚斯-龚萨列斯统治期间所施行的土地政策,不但保留了大地产,而且还造成新的土地集中。1883年12月,龚萨列斯政府颁布“垦荒法”,清查荒地,把没收的荒地出售,让购置者兴办农场。“垦荒法”规定,成立“土地测量公司”,专门从事清查荒地,并给予它所测到的荒地三分之一作为报酬。“土地测量公司”劣迹昭著。它与各地地主豪绅相勾结,随意宣布大量印第安人村社的地产为“荒地”,予以没收。该公司又以交验“土地权利根据”文件为借口,掠夺了许多历来就没有这种文件的小农场主和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 到1889年,“土地测量公司”共查出“荒地”3,224万公顷。该公司获得1,296万公顷土地地作为报酬,其余大部分由政府出售给地主和外国资本家。1894年3月,迪亚斯政府颁布“开拓法”,取消对个人占有土地数量不得超过2,500公顷的限额。这就便于大地主的巧取豪夺,加强了土地集中的过程,使大地产者的土地日益扩大,例如,在齐华华州,路易斯·特腊萨斯拥有1,700万英亩的土地。在下加利福尼亚州,威勒购得539万公顷土地。“土地测量公司”的成员布莱购得600万公顷土地,弗洛雷斯·哈莱购得215万公顷土地,马塞多购得249万公顷土地。外国资本家也占有大量土地。例如,美国的“索诺拉土地牛只公司”,在索诺拉州拥有130万英亩土地,报业巨头赫斯特,在墨西哥拥有250英亩土地,其中在齐华华州, 就占有25英亩的土地。在墨西哥的外国人地产中,美国垄断资本家占半数以上②。 1910年革命爆发前夕,几乎整个莫瑞洛斯州的土地,被20个大庄园主所霸占。近3千个大庄园主占有全国土地的半数以上。1877-1910年,全国大地产增加了一倍③。大地产者在全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占居统治地位。 土地高度集中和大地产占优势的另一面,就是农民几乎完全丧失了土地。1910年,全国98%的农户丧失了土地。在莫瑞洛斯州,无地的农户占99.5%,在瓦呤卡州,无地农户达99.3%,在齐华华州,无地农户占95.5%。全国有350万户是没有土地的“债役农”,连同其家属共达1,000万人④。“债役农”形式上是自由的佃农和雇工,但实际上完全受地主敲骨吸髓的奴役和剥削。他们所得的“工资”低微,已难以维持生活,又加上物价的飞涨,使他们更陷入困难竭蹶。1908年,“债役农”每日的平均工资为36-50先搭佛(Centavo,一先塔佛等于1/100比索),比18世纪末期的工资(25-30个先塔佛)有所增加,但是物价飞涨得更快,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债役农”,根本无法偿还债务,就只好由其后代来承担了。马克思说:“由于债务要以劳役偿还,而且要世代相传,所以不仅劳动者个人,而且连他的家族实际上都成为别人及其家族的财产。”⑤“债役农”劳动繁重,当牛作马,饮食极坏,衣衫褴褛,家徒四壁。他们中很多人病疫缠身致死,不少人被监二毒打丧生。 被诛求无已而面临绝境的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进行反对大地产制,要求归还被剥夺的土地的斗争。在1910年革命前夕,墨西哥的农民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在北部的齐华华州、杜兰哥州、科阿维拉州,南部的莫瑞洛斯州,维拉克鲁斯州、瓦哈卡州,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起义农民要求土地改革。他们的口号是“土地和自由!”这个口号就是要求实现每个农户占有土地,其成员作为自由农来使用这些土地,并拥有永久的继承权。北方农民运动的中心在齐华华州,领导者是弗兰西斯·比利亚,他是“债役农”的儿子。他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在齐华华州和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一带,战官兵,打地主,夺粮食,分田地,深得人心,实力日益强大。南方农民运动的中心在莫瑞洛斯州,领导者是艾米利亚诺·沙帕塔,他是贫苦佃农的儿子。1909年,他发动农民和大庄园中的印第安农奴起义,组织起义军,推行土地改革。这支农民起义军在逼近首都的莫瑞洛斯州一带活动,因此,直接威胁着迪亚斯的反动政权。 为争取土地而斗争的农民运动方兴未艾,是墨西哥革命的重要原因。它给1910-1917年革命一个重大推动,并且构成这次革命的中心内容。这一点,连反动头子迪亚斯也不得不承认的。他想补救过去土地政策的败绩;但是,已经为时太晚;他妄图力挽局势,但是已经江河日下,无可挽回。革命已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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