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墨西哥的农民运动，为土地改革而进行的斗争，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了巨大作用，推动历史向前发展。那种认为“比利亚把土地改革进行得象强盗分赃一样。沙帕塔在莫瑞洛斯州把这件事作为他的一个伟大目标，虽然他的许多半野蛮的追随者似乎唯破坏是事。”⑨从而否定农民运动的作用的谬论，是抹煞不了农民运动所留下的丰功伟绩的。墨西哥的民族资产阶级曾是革命的发动者，但如果没有农民运动和农民革命战争，就不能消灭迪亚斯的反动制度，打垮卫塔的反革命复辟，击败美帝国主义的两次军事干涉。农民武装成了革命的主力军。正是它使墨西哥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使1917年墨西哥宪法宣布了民主原则和工农权利，基本上承认了《阿亚拉计划》关于土地的要求，成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中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宪法。在农民运动中，整百万农民的鲜血没有白流。这些鲜血，汇成时代的洪流，把墨西哥的历史推向前进。墨西哥社会发生了变化：在政治上，保住了民族独立，反动独裁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所代替；在经济上，维护了国家资源，分散封建的大地产制，逐步发展小土地占有制。从而使墨西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一历史进步，其动力就是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
    但是，作为一次以解决土地问题为目标的农民革命战争却是失败了。“土地和自由”的口号没有实现。在革命高涨的年代，政治斗争方酣，是难以把土地斗争的重大结果确定下来的；而在革命胜利的时刻，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独揽政权。因此，虽然1917宪法规定“应采取必要措施分散大地产；发展小土地持有制”⑩，但由于它又规定私有财产不得没收，而卡兰沙政权又是反对彻底土地改革的。所以，尽管大地产被宣布为非法的，但并没有被消灭，所归还农民的土地数量是很有限的。1916-1919年，归还农民被夺走的土地只有108,466公顷，32,816人获得了土地，还有几百万无地的农民，大量土地仍掌握在地主手中。直到1930年，大地产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占地1千公顷以上的5,500个大地主，即占土地所有者将近2％的地主，占有1亿1千万公顷的土地，即占有全国土地面积（1亿3千1百多万公顷）的83％强。其中1,932个最大的地主，平均每人占地1万公顷（11）。
    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在墨西哥革命中遭到失败，并非偶然的。其原因主要有几点：
    首先，就农民本身而言，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而不是一个先进的革命阶级，甚至不是一个阶级。农民提不出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一整套政治纲领，不可能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农民运动带有自发性，组织性差。这反映了农民是一个阶级，又不是一个阶级的特征。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农民的特征时说，就家庭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对比而言，农民是一个阶级：但是，由于农民的地域性，妨碍了他们形成共同的关系、全国性的联系和政治组织，他们就没有形成为一个阶级。因此，法国农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12）作为农民阶级的这些基本特征，墨西哥的农民也不例外。这样，农民军就不免先后上自由派马德罗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古铁雷斯的当！
    农民运动缺少政治觉悟性。列宁说：“农民不自觉地发动了起来，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忍不住了，只是因为他们不愿不声不响也不反抗就死掉”（13）。农民模糊地意识到自己最需要的不是绝对保存私有制，而是要夺取这个私有制的重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但是，他们不会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与整个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他们只把土地问题作为纯经济的改善，而不懂得经济的改善，没有政治革命是不能实现的。因此，比利亚和沙帕塔都不知晓建立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在1914年12月，当农民军叱咤风云，打垮了卫塔反革命政权，完全控制着墨西哥局势的时候，政权是乘手可得的。但是农民军的领袖们拒绝这样做。他们只希望拥戴一个能造福于人民的“好总统”。而对于他们自己，比利亚认为：我没有读过书，没有教养，不能担任总统。沙帕塔也表示：“永远不当总统”。他们没有理论指导，不能审时度势，错过政治时机；他们过于温良谦卑，反而误了大局；他们憎恨篡权的政客，但又总是期待救世主的降临。这些或许就是列宁所说：“在农民运动中，还有大量的愚昧无知和缺乏自觉性的现象”（14）吧！这种现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既然农民不具备阶级的自觉性，他们又怎能有革命理论指导，来建立自己阶级的政权呢？
    其次，就阶级力量的对比来说，农民起义几乎是孤军作战的。墨西哥社会上的其他阶级力量都没有真正站在农民的一边。光是这一点，农民运动就难免不失败。比利亚和沙帕塔在自己的解放区所实行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措施，遭到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猛烈反对。这些自由派不赞成用革命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只想进行一些个别改革。农民军一旦触犯大私有制，自由派就视如寇仇。自由派地主德·拉巴腊等人，声嘶力竭地叫囔把农民军当作“土匪”来剿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妥协本性，使他们在农民军中同床异梦。他们害怕真正武装起来的农民，害怕已经落在他们手中的政权。卡兰沙稍为得势，这些民主派就惊慌失措，到处散布恐怖，赶忙投奔“胜利者”，并且奴颜婢膝地拜倒在自由派的跟前，而把农民革命战争完全断送了。
    农民运动没有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农民军缺少关于工人的纲领。一部分工人在无政府工团主义头目塞莱斯提诺·加斯卡的蒙骗下，组成“赤卫大队”武装，投入卡兰沙政权的怀抱，参加“反对反动派的斗争”，镇压农民运动。所向披靡的比利亚农民军，在1915年塞拉亚战役首次被打败，就是“赤卫大队”的“杰作”，但是，工农同室操戈，农民运动以悲剧而告终，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胜利，而是卡兰沙政府坐收渔人之利的阴谋得逞。“赤卫大队”于1916年1月被卡兰沙政府取缔了。卡兰沙政府在对待工人运动问题上，继承了迪亚斯的衣钵，以死刑来反对工人运动，对违抗各种禁令的工人格杀勿论。
    再次，就墨西哥当时客观条件来说，农民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虽然没有力量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且在革命中不断与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新的革命力量，代表着反封建反外国资本的斗争方向。他们是实际上领导革命的阶级。农民不可能与之相匹敌。在无产阶级没有充分发展，没有建立自己革命政党，没有与农民结成联盟的情况下，无论农民运动发展的程度有多深，斗争的规模如何之大，都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同盟军。何况在农民军中，除了一些领袖人物之外，中下层的军官大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影响着农民运动的斗争方向和政策。最明显不过的例证，就是沙帕塔的《阿亚拉计划》。它没有提出无偿地没收大地产并把它分给农民。其中第六条还规定，取回被夺走的土地，必须出示所有权证明文件。可是，亘古以来，墨西哥的村社土地权和农民的土地权，多靠习惯认可，无案可稽。要求交验所有权证件，就会蹈袭过去“土地测量公司”的故辙，对农民不利。这种政策没有正确反映沙帕塔一贯强调把被夺去的村社和农民的土地交还原主的主张，而是反映了加入农民军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观点。这些小资产阶级谋士们按照自己的思想去舞文弄墨，蒙蔽了目不识丁的沙帕塔及其将领。归根到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运动只能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而不可能有农民运动自身的胜利。
    由此可见，在1910-1917年墨西哥革命中，农民没有理论指导，没有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而其运动只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一种力量自发地行动时，他们就休想达到消灭大地产，争得自由的目的。这些用鲜血换来的教训是十分深刻和宝贵的。它教育人们懂得，在未来的墨西哥革命中，将不会再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来领导。农民争取自由和土地的斗争，只有由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来领导，农民运动的彻底胜利才有可能。
    注释：
    ①乔治·麦克布赖德：《墨西哥的土地制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5、123页。
    ②田年邦：《墨西哥的土地革命》，华盛顿1930年英文版，第365页。
    ③阿尔彼罗维奇、鲁金科：《1910-1917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的政策》，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第28页。
    ④同①书，第148页；又阿尔彼罗维奇、拉甫洛夫：《墨西哥近现代史纲》，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59-360页。
    ⑤《马恩全集》第23卷，第191页注40。
    ⑥兹·多敏格兹：《墨西哥的骚乱及其唯一解决的途径》，得克萨斯1914年英文版，第15页。
    ⑦艾·巴·托马斯：《拉丁美洲史》，商务印馆1973年版，第1314页。
    ⑧同④书，第433页。
    ⑨同①书，第153页。
    ⑩《墨西哥1917年宪法》，《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6页。
    （11）同③书，第306页；又同④引《墨西哥近现代史纲》，第579页。
    （12）《马恩全集》第8卷，第217-218页。
    （13）《列宁全集》第6卷，第385页。
    （14）《列宁全集》第8卷，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