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带有全局性失误的经济建设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场运动教训之深刻，影响之深远，时刻提醒着人们的关注。因此，本文尝试着从社会学的一个侧面对这场运动再加以审视，力求说明“大跃进”左倾决策的贯彻之所以非常顺利，除领导人的错误和组织上的行政干预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这种政策的贯彻执行有着广泛的社会心态基础。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场运动，又可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一、忽视客观规律，贪多求快、急于求成的社会心态
    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漫长封建社会的国家。在这样的社会里，中国人所处的生存环境，使大多数社会成员一直处在一种缺少生活资源和生存安全的境地之中。这个生存环境包括物质经济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自然经济下靠天吃饭的小农生产方式，统治阶级敲骨吸髓的经济剥削，使人们生存于生产率十分低下，天灾频仍、人祸不断的物质环境之下。此外，还有连绵不断地征战杀伐，使得人们饥寒交迫，民不聊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更是饱尝了帝国主义压迫、剥削、掠夺之苦。长时期的落后挨打困扰着中国人民。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实行全面封锁，并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企图在经济上扼杀中国，中国人民又面临着特殊的课题，即如何在帝国主义的封锁下生存下来。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和帝国主义的封锁造成的压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容易产生贪多求快、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状态，政治上解放了的人民群众迫切希望用比较快的速度来发展经济，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同时由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占着很大的比重，小生产者犹如汪洋大海。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完成，以广大农民为代表的小生产者，虽然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但其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这种状况对人民群众急于求成的社会心态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他们急于改变自身的贫穷面貌，滋长急躁冒进的情绪。
    值得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处于长期贫困落后的中国人民，把改善生存环境，追求美好的生活，作为自己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有其合理的积极的方面。但问题的主要方面在于，过去处于生存线上挣扎的环境，在此时却滋生出极端化的心态。由于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规律，表现为急于求成、贪多求快。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状态，破坏了社会的运行机制，非常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正是在这种社会心态的推动下，他们易于响应为建设理想社会而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又能够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为达到美好的前景而接受瞎指挥、“共产风”等各种超经济的强制。这样，“大跃进”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从各个方面开展了起来。
    “大跃进”时期急于求成、贪多求快社会心态的存在，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有不少人忽视中国的国情，认为应该以超出常规的高速度来从事中国的经济建设，在十几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赶超英美等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人中，也有不少人急切地希望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对工农业生产和其他方面建设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要求过大过快，指标要求过高，急躁冒进情绪相当严重。许多地方提出要以十二万分的革命干劲，打破常规，修订各项生产计划，提高各项生产指标。有些人甚至认为“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的目标，将会在出乎人们意外的短时期内达到。”“共产主义的实现已是为期不远的事了”。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急于求成社会心态的表现也非常突出。他们脱离实际地认为，只要跟上“大跃进”的步伐，就能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早日进入共产主义。
    总而言之，“大跃进”时期这种急于求成，盲目求快”的社会心态在当时已成为全国上下各阶层、各地城乡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全国人民都有一个共同而急切的心愿，就是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中国尽快地赶超英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精神文化上受束缚的被动状况，而且认为，通过“大跃进”运动，改变这种落后面貌，已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而是指日可待，完全可以尽快实现的。
    当我们考察分析了“大跃进”时期在举国上下普遍存在着这种急于求成的社会心态以后，我们就不难理解当时发动“大跃进”运动决不仅是个别人物的主观意志，而是与整个国人的社会心理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把这场运动的发动权归结于领袖人物的所作所为，那就把复杂多样的问题简单化了。只有从整体国民意识和社会心态上分析原因，才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