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违反科学原则，狂热的权威崇拜的社会心态
    “大跃进”运动主要是由毛泽东、党中央重大决策的失误而发动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使命是要通过这场运动改天换地，摆脱“一穷二白”的面貌。它的发生、发展都与当时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潮紧密相关。毛泽东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调动千军万马进行这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不仅仅是当时政治影响的结果，也是广大群众中存在的崇拜权威的不健康的社会心态所致。深入探析这场运动的心理动因，有助于真正理解“大跃进”运动的本质。
    我国是皇朝历史延续得最久的文明古国，我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因此，小生产者的依附心态和观念有着广泛的市场。脆弱的小生产者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力量没有信心。因而把摆脱畏惧、恐怖、恶劣遭遇的希望，把过一种天下太平、安居乐业日子的命运，都寄托在某个“好皇帝”或者“青天大老爷”身上，对他们过份夸大、极力颂扬、顶礼膜拜。解放后，广大人民群众虽翻身作主，但小生产者的个人崇拜心态和人身依附观念并非能很快消除，还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建设事业。
    同时，人们思想认识上还普遍存在着英雄史观的错觉。在过去威武雄壮的历史舞台上，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少数领袖人物一呼百应，声名显赫，功勋卓著，而看不到伟大人物之所以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也不易看到人心所向和群众的支持，即使看到，也是群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结果。因此，使人们容易接受英雄史观影响而出现认识上的错觉，把胜利仅仅归功于伟大人物，把成就只挂在杰出人物的名下，把领袖当作救星加以颂扬和感激。当人们的思想认识普遍存在这种不良的社会心态时，是极容易造成发展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土壤的。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及其卓越的思想，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明。毛泽东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树立起来的崇高威信，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成功及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经济建设的成就，被逐渐地不恰当地集中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不健全，政治宣传所造成的巨大效应，在文化精神中时刻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毛泽东不仅是中共党内的一员，也不仅是党的领导，而且成为党的象征和高高在上的、当然的、无可替代的政治与精神领袖。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直觉告诉他们，毛泽东是正义的象征，是真理的象征，是胜利的象征。这里，无须倡导崇拜，毛泽东就有绝对的权威。这种思维方式，影响着中国社会各阶层大多数人的心态。
    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神化，是“大跃进”运动之所以发动并顺利进行的政治前提，也是这场大规模经济建设运动的精神支柱。这种崇拜既非对真理的追求，亦非如宗教对神灵般的崇拜，而是对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的崇拜，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者的敬仰。在心理上，则具体表现为情感失控，情绪狂热，缺乏独立自主精神，片面强调领导人物的作用并加以神化。
    “大跃进”时期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其出发点是纯洁的，他们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形势下，以满腔热情来执行毛泽东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些人大多数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体会到了新旧制度的差别，对党和毛泽东的感激之情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然而，对毛泽东的崇拜和神化束缚了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大跃进”运动正是在这种权威崇拜的思潮中发动和顺利进行的。
    从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毛泽东批判反冒进， 并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样就使得八大关于我国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发生转变。结果在毛泽东尖锐批判反冒进的声浪中，全国到处树立起了“三面红旗”，“大跃进”由此全面发动。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会见中国留学生时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的产品和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接着，在全国各地“超英赶美”的口号震耳欲聋，全国热气腾腾，出现了“跃进”的大好形势。一些基层干部、工人群众甚至认为“我们有优良的条件在短期内提前完成党与毛主席提出的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号召”。武钢工人举行誓师大会，决心在优质高产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生产条件的限制，深入开展炉与炉、班与班的红旗竞赛，力争优质再优质，高产再高产，表现了人民群众紧跟毛泽东“大跃进”战略部署的决心。1958年6月， 毛泽东又指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 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主要是钢”。依据这些设想，毛泽东提出1958年后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1070万吨。结果到8月底的时候， 钢产量只完成了450万吨。要用1／3的时间，完成2／3的任务， 这是十分困难的。当时，毛泽东对此也有过怀疑，曾引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来比喻。但是，对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他们的态度是“保证完成任务，一定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此，举国上下把完成1070万吨钢的任务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采取了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土法上马，土洋结合，拼命地工作。于是，参加炼钢的人数猛增，7 月份在钢铁战线的劳动力只有几十万，到10月份猛增到6千多万。 年底时高达9千万人。有些人为完成毛主席提出的任务， 甚至把自家用的铁床也扔进高炉炼钢了。这样，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到年底勉强完成了1070万吨钢的指标。
    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也随着毛泽东的召唤发展成为农村人民公社。还在1955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按语中就提出了办大社的要求。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 毛泽东再次提出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合并为大型合作社的建议。全国各地群众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纷纷进行并大社的工作。7月间，毛泽东又指出， 人民公社的方向应该初步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8月间，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 当地负责同志请示大社叫什么名字好？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从此，“人民公社好”传遍了全国，各地群众欢呼雀跃，响应毛主席号召，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上述可知，在当时的社会心态中，毛泽东被抬到了“神”的高度，也被抬到真理的拥有者和诠释者的地位。“大跃进”运动由于是毛泽东决策发动的，因而是神圣的。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毛泽东不但是领导这场运动的政治统帅，而且也是领导人们到达理想境界的精神偶像，一切传统和现实的社会思想，准则和社会习俗，都必须以能否为毛泽东发动的这场运动做出贡献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我们就不难理解人民群众为什么不问是非曲直，不惜一切代价，以极大的热情参与这场“经济跃进”运动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