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缺乏理智思考，巨大的社会遵从和行为依附心态
    行为依附、社会遵从，是指个体在社会潮流的趋使下，改变自身思想行动，而自觉不自觉地跟随别人的思想行动的反应形式。行为依附、社会遵从心态是建立在民众的文化素质和一定的行为模式基础之上的。在“大跃进”时期，这种政治上的从众心理和社会遵从心态是极容易形成并造成严重危害的。
    1956年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没有成熟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及领导下的人民群众长期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业，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许多理论和实践则知之不多，尤其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与长期性认识不足，还处在寻求探索阶段。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更没有一个成熟的值得借鉴的参照体系。由于种种原因，普通的人民群众对这方面的思考几乎是空白，他们无法辨别建设过程中的是非曲直，也缺乏这方面的辨别能力，极易接受社会思潮的感染，形成了行为依附和社会遵从心态。
    第一，在战争年代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有一种历史惯性。当时，走上从中央到地方主要领导岗位的，都是经过长期战争洗礼后脱掉军装弃武从政的军事干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特点成为各级干部领导“大跃进”的准则，加上当时我们对经济建设缺乏深刻理解和研究探讨，坚信只要像战争年代那样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情都能办好，传统的工作方法也可以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运用群众运动形式可以实现短期内经济超高速增长。“大跃进”运动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我党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兵团作战兴修水利，成千上万人大炼钢铁。而那时的广大人民群众也习惯于过去的传统方法。像过去“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一样，全力投入“大跃进”运动。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轰轰烈烈的“人海战”、“运动战”。各行各业这种纷纷扬扬、热气腾腾的壮观景象强烈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人们由兴奋变为盲从。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加剧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运动的随波逐流，终成不能阻挡之势。
    第二，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在5 年内达到人均粮食2000斤的要求，半个世纪内做到亩产2000斤。后来又提出用15年的时间使钢的产量“超英赶美”。农业3年彻底改变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工业7年、5年以至3年赶超英国，8～10年赶上美国。 在一元化领导和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要求是要层层制订高指标来实施的。伴随要求的越来越高和各部门各地区的相互攀比，最终确定的指标高得根本无法实现。完不成任务怎么办？铁的纪律和干部任免提拔由上级直接确定的作法，促使不少干部因而不对人民负责，而只对上级负责。上级把指标压下来，下级不敢不“切实完成”，只能绝对遵从，否则将受到处分，并要被指责为“右倾保守”。这种情况下，各基层、各单位的浮夸、虚报也就难以避免。
    第三，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反复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却没有同时强调实事求是。舆论机构大量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收获”等意识万能论，批驳“粮食增产有限论”、“条件论”等正确的思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也不时抛出一些很不科学的理论和“发明”。这些唯心主义的、片面的言论和宣传只能是混淆是非，扰乱思想，把“敢想、敢说、敢干”引向胡想、胡说、蛮干，把破除迷信弄成破除科学。于是便出现了“你吹我也吹”的竞相发射“高产卫星”的现象。
    第四，在“大跃进”那种不具有民主气氛的年代里，人们极易形成一种非敌即友、非旧即新、非无产阶级即资产阶级、非正确路线即反动路线的极端思维方式，造成人们政治上的自保与绝对遵从心态。毛泽东认为：集体化是社会主义的，单干就是资本主义的；跃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公社要比合作社先进等等。这本是一种以政治划线，脱离用生产力发展判断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在当时却成为无可非议的定论。于是“公有制”、“大公”，无条件地作为先进与革命加以表彰，而单干、小公、私有，则无疑义地作为落后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受到批评和批判。这便导致了广大群众政治上的自保心理。为了使自己不在这场运动中落伍，人们扭曲自己的心灵，遵从社会潮流，加入“大跃进”的行列。
    正是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影响和导向，使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扭曲变型的社会遵从、行为依附的社会心态。这种不健康的社会心态对“大跃进”运动起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导致了更加恶劣的影响和后果。
    综上所述，“大跃进”运动的形成并非偶然，它具有浓厚的社会心态基础。这种社会心态基础显然是不健康的。它产生的原因又是极其广泛复杂的。当我们考察分析了“大跃进”时期国人的这种心态以后，我们就会不难理解当时及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左”倾错误的原因。当前，我国正在从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而我们事业的成功与广大人民群众具有良好的、健康的社会心态密切相关。我们一定要重视社会心态的重要作用，培养、引导人民群众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