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求书，宋廷除赐予之外，又开放书籍市场，让高丽使节自购书籍。例如：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入宋朝贡的使人就曾往国子监买书（注：（宋）范镇：《东斋记事》载：“天圣中，新罗人来朝贡，因往国子监市书，是时，直讲李畋监书库，遣畋松子发之类数种”，曰：“生刍一束，其人如玉。畋答以：‘某有官守，不敢当。’复还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于是，使者起而折旋，道不敢者三。”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页，1980年版。）。宋神宗熙宁七年（文宗二十八年，1074），诏国子监许卖《九经》、子、史诸书与高丽国使人。神宗元丰八年《宣宗二年，1085》，高丽使求买《大藏经》一藏，《华严经》一部，诏从之（注：李焘：《长编》卷250，点校本（十八），第6085、6100页；同书卷362，点校本（二十四），第8671页。）宋哲宗元祐七年（宣宗九年，1092），高丽使来献（黄帝针经），请市书甚众。当时的礼部尚书苏轼上奏，坚持反对卖书给高丽。哲宗仍许买《册府元龟》以归（注：《宋史》卷17《哲宗本纪》，点校本（二）第335页；同书卷487《高丽传》，点校本（四十），第14048页。）。后来，宋亡元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六年（忠烈王十五年，1289），高丽儒学提举安珦随忠烈王及世子王璋（忠宣）赴元，第一次见到朱熹的著作，即全部抄录回国传播，这是程朱理学正式传人高丽之始。安珦又遍求《六经》、诸子、史等书带回高丽（注：郑麟趾：《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十五年十一月壬子条，影印本上册，第622页。同书卷105《安珦传》，影印本下册，第322-324页。）。元仁宗延祐元年（忠肃王元年，1314），元帝一次“赐与”高丽书籍4371册，共17000卷，都是原宋朝珍藏于秘阁的典籍（注：郑麟趾：《高丽史》卷34《世家》忠肃王元年七月甲寅条，影印本上册，第699页。）。其后，元亡明兴。明太祖洪武三年（恭愍王十九年， 1370），又赐高丽《六经》、《四书》、《通鉴》、《汉书》等（注：郑麟趾：《高丽史》卷42《世家》恭愍王十九年五月甲寅条，影印本上册，第830页。）。自宋至明初，高丽通过官方渠道所得这大批典籍珍藏于高丽王朝的国家图书馆秘阁、御书阁，以备参阅。
    宋丽典籍交流，不仅限于官方渠道，高丽朝还通过僧人、留学生和民间贸易搜集购买中国书籍。例如：高丽朝成宗二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五月，博士任老成自宋献《太庙堂图》一铺并记一卷，《社稷堂图》一铺并记一卷，《文宣王朝图》一铺，《祭器图》一卷，《七十二贤赞记》一卷（注：郑麟趾：《高丽史》卷3《世家》成宗二年五月甲子条，影印本上册，第67-68页。）。高丽显宗十八（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八月，宋江南人李文通等去高丽献书册（即卖书）579卷。宋元丰八年（宣宗二年，1085），高丽僧统义天人宋求法，返回高丽时就带去这次求法所得的好多典籍（包括净源的29种著述）和从宋、辽、日本搜购的内外典籍共4740余卷，后编为《续藏经》。高丽宣宗四年（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三月，宋泉州商人徐戬等28人至高丽献《新注华严经》板。高丽明宗二十二年（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八月，宋商又献《太平御览》，丽朝厚奖给白金六十斤（注：郑麟趾：《高丽史》卷5《世家》显宗十八年八月丁亥条；同书卷10，宣宗四年三月甲戍条；同书卷20，明宗二十二年八月癸亥条。影印本上册，第110、206、416页。）。宋建阳人熊禾在《同文书院上梁文》中曾引当时民谣写道：“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形象地描述了宋商贩书销往高丽、日本的情况。入元后，高丽来搜购书籍更不受限制，如上述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高丽不仅获得元帝的大批赐书，还专门派人来江南购书籍，虽因船破未达，仍在南京购得经籍18000卷而还（注：郑麟趾：《高丽史》卷34《世家》忠肃王元年六月庚寅条，影印本上册，第699页。）。通过民间贸易把书籍运往高丽或传入中国的事例很多，不胜枚举。
    高丽十分重视搜集中国典籍，非但收藏而且学习、传播和研究。高丽朝素慕华风，尊孔崇儒，上自国王下至闾巷儿童，都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读本。时谓“海东孔子”的高丽学者崔冲（注：郑麟趾：《高丽史》卷95《崔冲传》，影印本下册，第117-119页。）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他规定的学习内容就是《周礼》等九经，《史记》等三史。历朝高丽王不乏有贤能好学之土，他们大多注重和研究中国典籍。例如：睿宗（王俣）“置清宴、宝文两阁，日与文臣讲论《六经》，偃武修文，欲以礼乐成俗。”先后命翰林学土等文臣分别讲解《尚书·二典》，《书·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三篇，《礼记·中庸·投壶》二篇，《书·洪范》，《书·舜典》，《诗·鲁颂》，《周易·乾卦》、《易·泰卦》、《诗·云汉》、《礼·月令》等。睿宗还对学士们说他读了《贞观政要》，并引唐太宗的话：“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艺草凤凰，何异于桀纣！”睿宗认为“斯言至矣，庶幾景行”，遂命宝文学士注解《政要》以进（注：郑麟趾：《高丽史》卷14《世家》睿宗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条，同年十二月庚申、壬午、甲申条；十二年正月丁巳条；十三年二月壬戌、辛未条；十六年闰五月辛卯、六月癸巳条。影卯本上册，第285-286、289、295、298页。）。仁宗（王楷）又先后命文臣讲《易经》、《尚书》、《诗经》、《礼记》等的一些篇章，使文臣们讨论问难，并把《孝经》、《论语》分赐给闾巷儿童作阅读教材。还特意置酒命金富轼读司马光《遗表》及训俭文，以训示诸臣。对仁宗本人，高丽史家金富轼评价说：他“自少多才艺，晓音律，善书画，喜观书，手不释卷，或达朝不寐”（注：郑麟趾：《高丽史》卷16《世家》仁宗十一年五月壬申、戊寅条；十二月辛巳、甲午条；同书卷17，仁宗十七年三月乙巳条；二十四年“史臣赞”。影印本上册，第333-335、344、352页。），可谓是研习和精通中国典籍的专家。中，忠宣王王璋（元帝忽必烈的外孙），于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在元大都（今北京）私邸设“万卷堂”，与当时中国和高丽的名流学者赵孟頫、李齐贤等会聚其间，命僚属佐读《东都事略》，听到宋名臣学士如富弼、司马光、苏轼等人事迹、举手加额，表示景慕。王璋曾南游江浙，至普陀山而还。由他的随行人员记录所历山川名胜，编成《行录》一卷。他算不上是个好国王，却对中国典籍文物与高丽的交流有所贡献。
    由于王朝提倡，上行下效，攻读和研究中国典籍蔚然成风。从中国传入的儒家经典、医书和佛经等类书籍，已不能满足当时高丽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同时，随着书籍的交流，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亦早已传入高丽，使高丽人学会了雕板印刷术。到南宋时，北宋中期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也传入高丽，这对高丽以其后朝鲜王朝的书籍印刷事业之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要雕板翻印中国典籍，既有需要，也有可能（即有印刷出版的条件）。所以高丽朝不仅非常重视搜集庋藏中国典籍，而且很重视图刻中国书籍，或仿照中国雕印本国固有所藏的典籍和新著，并把这些新刊的书籍或藏之秘阁，或分别颁发给某些政府机关，或分赐给臣僚们。例如：高丽靖宗八年（1042）二月，东京副留守崔颢等奉制新刊《两汉书》、《唐书》以进并“赐爵”。十一年（1045）四月，秘书省进新刊《礼记正义》七十本，《毛诗正义》四十本，命藏一本于御书阁，余赐文臣。此为高丽最早的儒书刻本，比日本所刻《论语》要早二百年（注：郑麟趾：《高丽史》卷6《世家》靖宗八年己亥条；同书卷7，靖宗十一年四月己酉条。影印本上册，第134、138页。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第7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文宗十年（1056）八月，西京留守报告说，京内进士、明经等科举人所用书籍都是传写本，字多错误。“请分赐秘阁所藏《汉、晋、唐书》、《论语》、《孝经》、子史、诸家文集、医卜、地理、律算诸书于学院”。文宗“命有司各印一本送之”。文宗十二年（1058）九月，忠州牧进新雕《黄帝八十一难经》、《川玉集》、《伤寒论》、《本草括要》、《小儿巢氏病源》、《小儿药证病源》一十八论（板），张仲卿（景）《五脏论》九十九板。次年（1059）二月，安西都护府都官员外郎异善贞等进新雕（肘后方）七十三板、《疑狱集》一十一板、《川玉集》一十板；知京山府事、试礼部员外郎李靖恭进新雕《三礼图》五十四板、《孙卿子书》九十一板。这些书板，均置秘阁（注：郑麟趾：《高丽史》卷7《世家》文宗十年八月戊辰条；同书卷8，文宗十二年九月己巳条；十三年二月甲戌条；同年四月庚辰条。影印本上册，第159、167、168页。）。高丽朝还先后雕印过三部《大藏经》。高丽新刊书籍，很重视校订。例如，毅宗五年（1151）六月，命宝文阁学土待制及翰林学士日会精义堂，校《册府元龟》。明宗二十二年（1192）四月，命吏部尚书郑国俭、判秘书省事崔诜集书筵诸儒于宝文阁雠校《增续资治通鉴》，“分送州县雕印以进，分赐侍从儒臣”。同年八月，宋商献《太平御览》，又命崔诜校雠讹谬（注：郑麟趾：《高丽史》卷17《世家》毅宗五年六月壬申条；同书卷20，明宗二十二年四月壬子条，同年八月癸亥条。影印本上册，第360、416页。）。又如，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编于福建泉州的《祖堂集》《有关禅宗的传记集，内有新罗僧人的资料），书在中国佚亡，高丽却在高宗三十二年（1245）由大藏都监雕印。其中有该都监的藏版三万八十六板尚存于韩国海印寺藏经阁。我国吉林省图书馆有朝鲜朝隆熙年间京城印刷社据海印寺藏板重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