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活字397种。其中,朝鲜王朝活字本220种(相当于中国明活字本19种,清活字本201种》;未注明年代者177种。 铜活字本86种。其中,朝鲜王朝铜活字本48种(相当于中国明铜活字本10种,清铜活字38种);未注明年代者38种。 稿抄本288种。其中,朝鲜王朝抄本40种(相当于中国的明抄本3种,清抄本37种);朝鲜王朝(相当于中国的清代时期)稿本2种;未注明年代稿抄本246种(内稿本11种)。 古印本10种。其中,朝鲜王朝印本2种;未注明年代者8种。铅印本36种,均为朝鲜王朝铅印(相当于中国清代)。此外,铁活字本2种,均为朝鲜王朝铁活字本(相当于中国清代)。飘活字本1种(《论语集注大全》20卷,北大藏,仅此一种)。 上列高丽古籍,以史部最多,约占总数38%;集部约占总数28%;子部约占总数19%;经部约占15%。史部书中,以纪传最多,其次是政书。集部书中,以别集最多,约占一半。子部书中,佛经最多,其次是医书(注:据黄建国等编撰《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之《前言》第1-3页,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按《综录》之附录,有1911年以后高丽出版物426种;中、日两国出版物300种。)。这些数字虽不很完全,但足以说明问题。 朝鲜王朝时期,韩致奫所撰《海东绎史》之《艺文志》一至四,载有“本国书目”和“中国书目”,具体反映了宋丽典籍双向交流的一些情况(注:见《海东绎史》卷42~45,影印本上册,第687-746页,下册第1-14页,韩国景仁文化社,1973年。),如高丽本《孟子》、《西上杂咏》、《宋开宝通礼》、《宋乐曲谱》、宋本《九经》等。 韩国现存古籍以《古书目录》(上下册)所收录奎章阁、藏书阁、国立中央图书馆、国史编纂委员会等四所图书馆藏书为例,共有73383种,257630册(注:(韩国)李相殷编著《古书目录》上册,《凡例》,保景文化社,1987年版。按:其中属于高丽时代的古籍足以反映宋丽典籍交流情况的,另作分类统计撰述之。),充分反映中国与韩国自古以来(包括宋丽)典籍交流和印刷术交流的丰富内容及其发展轨迹。 此外,与宋丽典籍交流有关的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高丽不仅与宋有典籍交流,而且与辽、金也有佛典、儒书之交流,例如《春秋释例》等很多典籍就经高丽中转至辽朝。这在北宋时,便有许多名臣、士大夫(如苏轼、苏辙等)在奏札中早已明确指出过。所以,研究十至十三世纪中国与高丽的文化交流(包括典籍),即应包括宋、辽、金与高丽的交流,尚待考索补充。二是宋与高丽自古文化交流频繁,从典籍方面说,宋朝臣僚士大夫向来十分重视了解高丽的历史和文化,宋廷派往高丽的使节归来,一般都写有记叙高丽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至风俗民情的专著或有关专题文献记录。据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陈騤《中兴馆阁书目》、王应麟《玉海》石端临《文献通考》和元脱脱《宋史·艺文志》等著录,有22种,卷数可考的15种,145卷。这些书分散著录于上述书目中,尚未见有完整的一份书目,特录存如下:《海外使程广记》三卷(宋开国前一年南唐如京、章僚使高丽所记)、《海外覃皇泽诗》十九章(太宗时吕祐之使高丽复命献)、《高丽图记》(宋球)、《使高丽事纂》二卷(撰人未考,以下凡不明撰人者,同此)、《海东三国通录》、《高丽行程录》、《高丽日历》一卷、《高丽志》七卷、《鸡林记》二十卷(吴拭撰)、《鸡林志》三十卷(王云撰)、《鸡林类事》三卷(孙穆撰)、《高丽录》(傅墨卿撰)、《高丽日本传》一卷、《高丽表章》一卷、《高丽图经》四十卷(徐兢撰)、《奉使高丽记》四卷(徐兢撰按:现存一卷,实即《高丽图经》中的一部分)、《建炎假道高丽录》一卷(杨应诚撰)、《高丽入贡仪式条令》三十卷(《玉海》记为“元丰二年钱藻等修《高丽入贡仪式》”)、《奉使高丽敕令格式》一部(《玉海》记为“政和七年修《高丽敕令格式例仪范坐图》”)、《接送高丽敕令格式》一部、高丽女真排办式(《宋史·艺文志》云宣和初撰)、《西上杂咏》一卷(按:《郡斋读书志》卷二著录《高丽诗》三卷,并注云:元丰中,高丽使崔思齐、李子威等入贡及其后朴寅亮等入宋途中唱和诗)、《奉使语录》一卷(金富轼撰,《宋史·艺文志》著录)。 上列23种(注:以上书目,参见洪凤汉等编著《增补文献备考》卷242《艺文考(一)》,影印本下册,第848-849页,明文堂,1985年。按:本文上列书目,与《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不完全相同。),除最后2种是高丽使人所撰(据记载,其中也有宋神宗的御制诗及馆伴毕仲衍的唱和诗)外,宋人所撰至少有20种(傅墨卿一种,待考),是研究宋丽关系的珍贵资料。可惜,这些书除徐兢《高丽图经》四十卷文字部分完整保存下来外,其他大多散佚(或尚未被发现),或残缺不全,尚待进一步挖掘查找。(注:以上详见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第286-299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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